任弼时生了9个孩子，只活下来4个，临终前他拉住毛主席的手，说出唯一遗憾 任弼时在书本上只有几行，在家里却是一张常年疲惫的脸。 和陈琮英生了9个孩子，长年转战、饥饿、疫病接着来，路上掉下去5个，只剩4个走进新中国。他自己不到五十，头发早白，心脏血管被工作和病拖垮，这样算下来，高位背后全是透支。 长征时，二女儿任远征在四川阿坝出生。 没屋，借藏民羊圈，草堆铺块油布就当产床。队伍天天急行军，按常理最省事的，是把孩子托给当地人。战士们不肯，轮流把这个几斤重的婴儿背在身后，翻雪山、过草地，始终没人提“放下”。 后来家里说起，只能感叹：这孩子是大伙一起“抬”大的。 到了延安，他嘴上不说“苦”，苦都在饭碗里。 首长和干部一起在大食堂吃，一日三餐多是粗粮糊，一周能见一回肉就不错。他有旧伤，胃也不好，桌上稍微有点油水，就故意装没胃口，把菜往家里省，让妻子和孩子沾点荤腥。 人没到四十，鬓角已经花白，脸上的沟壑挂着，看着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对自己抠，对工作却舍不得。 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战役结束，敌军一百五十多万被歼，解放军逼到长江北岸。北平刚解放，他三月到城里，四月就扑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文件自己改，报告自己写。 大会上发言，说到一半眼前一黑，站不稳，同志赶紧接过讲稿往下念 医生查完，要求他静养。他嘴上答应，一听前线捷报，又要秘书念电报，越听越精神，血压跟着上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是他心里一直有刺的一天。 三十万军民挤满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礼炮五十四响，国旗在众人仰望中升起。照片里找不到任弼时，他待在二十公里外的玉泉山疗养点，坐在收音机前听完整场典礼。 毛主席提前下命令，不许他去。 他愣了一下，很快明白这是在替自己留命，只是礼炮一阵阵传来，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跟党打了这么多年仗，走到这一步，最重要的一刻人不在场。 一九四九年末，病压不住，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病。 路上还和周恩来看文件，到莫斯科先住医院，稍稳些，再转到郊外疗养院。 血压一好一点，他就打电话约毛主席见面。 那天在中国代表团驻地，两个人面对面吃饭，桌上几道清淡菜，特意多了一盘湖南麻辣黄条鱼。 两个人都是湖南人，看见这盘菜，心里都明白。 陪同的苏联医生提醒，病人不能吃辣，毛主席只好把鱼推远，说得听医生的，还笑着解释不是自己扣着菜。任弼时摊摊手，只能苦笑。 饭桌上的话，很快落到以后怎么走路。 任弼时提起，国家早晚要搞大建设，得挑一批政治觉悟高、肯吃苦的年轻人，到苏联系统学一学，回来当骨干，不然厂子建起来，机器买回来，却没人真懂。 毛主席点头，说起唐僧取经：以前骑着驴，吃糙粮，还要同妖怪纠缠；现在青年出国，有飞机、有面包黄油，还有朋友帮忙，条件好多了，可经书得自己去取，要有唐僧那股劲，也要有孙悟空那点本事。 这一顿小菜清汤，实打实谈的是新中国后面的路。 任弼时身上有“三怕”：怕工作干少了，怕麻烦别人，怕多花一分钱公家的钱。 怕工作少，是怕对不起一路跟着走的老百姓；怕麻烦人，是习惯什么都自己扛；怕花钱，是清楚每一笔都来之不易。 时间久了，身边人半真半假叫他“党的骆驼”“党内的妈妈”，谁在路上遇到吃住行的难处，他总爱第一个张罗，自己却总穿着打补丁的旧衣裳。 一九五〇年夏天，朝鲜战争打响，局势立刻紧绷。 中央连着开会讨论出兵，他几乎场场在场。医生早立规矩，每天工作不要超过四小时，真到了桌边，他根本记不得。白天和同志们推演战局，夜里翻文件，第二天一早又被叫起来。 志愿军入朝前夕，他整天忙在路上，回家也没睡实，脑子里转的全是战场。 陈琮英看在眼里，第二天清早发现他脸色不对，赶紧叫来中外医生，抢救到最后，把人推上手术台也没能拉回来。 噩耗传出，周恩来赶到医院，被拦在手术室外。 任弼时在门口握着妻子的手，不愿让恩来看自己这副样子。 身边人都明白，这个把命当工具用的人，最舍不得的，不是名头，而是还想再多干几年。 追悼那天，毛主席披着灰大衣走进灵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小心地把棺木抬出屋，就像当年抬伤员往后方撤。 毛主席把鲜红的党旗盖在棺上，又为墓碑写下“任弼时同志墓”。 家里人后来总说，他生了九个孩子，只留下四个，自己却像一支被时间抽空的蜡烛，拼命亮了一阵，就突然灭了。 他给子女立下的那“三怕”，成了任家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家规。 说到底，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三件事做得不够：怕对党不够尽心，怕对人不够贴心，怕对钱不够小心。把这三件事串起来，临终前若真要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一句“唯一遗憾”，多半也只是那句老实话：要是还能多活几年，把手里的活再干得像样一点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