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蒋介石怒斥宋子文：“如果不是你，剿共早就胜利了！”宋子文也怒了：“打了败仗就怪到我头上，岂有此理！”回应他的是蒋介石的一个耳光！ 巴掌落下的那一刻，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蒋介石站在桌前，脸色铁青，宋子文没有躲闪，只是抬手抹了抹嘴角。这个瞬间并不是偶然爆发的情绪失控，而是多年积累的矛盾被一次性引燃。 围绕的不是私人恩怨，而是钱、军队，以及国家该往哪条路走。 时间往前推两年。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国内舆论哗然。同一年，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这位毕业于哈佛、长期在金融系统打滚的人，一上任就面对残破的国库。 税源枯竭，军费却一路攀升。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要求财政部保障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宋子文心里清楚，这是一笔无底账。 为解决燃眉之急，宋子文在1931年底赴美谈判。美国当时正受经济危机困扰，农产品滞销严重。宋子文抓住这个窗口，与美方敲定以棉花和小麦形式提供贷款的方案，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棉麦借款”。 协议谈成后，美国农产品运抵中国港口，账面上国库似乎缓了一口气。可宋子文回国后发现，财政并未因此松动，军费申请反而更加密集。 1932年至1933年，蒋介石筹划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与以往不同，这一次采用的是碉堡推进战术。修一座碉堡就要大量钢筋、水泥和人工，钱像漏水一样往外流。 宋子文多次在行政会议上提醒，财政已经逼近极限，如果继续扩大军事投入，国家经济将难以维系。蒋介石听得不耐烦，在他看来，财政的职责就是服从军事需要。 两人的争执越来越频繁。宋子文并不习惯低头，他强调华北局势紧张，日本军队已越过山海关，继续内耗只会让局面更糟。 蒋介石则认为，如果内部不稳，再谈对外无从下手。 1933年的那次会议，话题依旧是军费拨付。争论持续了很久，最终演变成指责与反指责，巴掌就在这种气氛下出现。 这一幕在国民政府高层迅速传开。很多人意识到，问题已经不只是财政技术层面的分歧，而是路线之争。 宋子文回到办公室后，整夜未眠。 账册摊在桌上，每一笔数字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财政无法同时承受长期内战与对外防御。他并非不知道蒋介石的权力，也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仍旧选择坚持原有立场。 此后的日子里，表面上的合作还在继续，暗流却从未停止。1934年起，国民政府对美联系日益频繁，外汇、物资调配的重要性上升。 宋子文在国际金融圈的经验，使他成为美方信任的对象，这一点也让蒋介石心生警惕。权力与资源的边界变得模糊，新的摩擦随时可能出现。 多年以后，有人回忆那段岁月，说国民政府内部并不缺人才，缺的是共识。宋子文曾私下对友人感叹，财政如果失去独立判断，只剩下执行命令，那账算得再清楚也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