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 颁奖典礼后台，有记者拦住他的妻子杜致礼“嫁给这样的科学家，压力会不会很大？”她正帮丈夫整理领带，闻言抬头笑了笑“他搞他的物理，我过我的日子，有啥不一样？”这话听着轻描淡写，却藏着一段从战火到荣光的故事。 1949年圣诞夜的普林斯顿，中餐馆“茶园”飘着酱油香。 杨振宁刚结束一天的研究，推门就看见个熟悉的身影端着餐盘的女生，眉眼像极了七年前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杜致礼。 那时她还是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总追着他问《范氏大代数》的难题，如今却为凑学费打工，父亲被俘的消息让这个骄傲的姑娘红了眼眶。 昆明的记忆跟着涌了回来。 1944年的课堂上，21岁的杨振宁第一次当老师，17岁的杜致礼是班里最扎眼的学生。 她解题快得惊人，草稿纸上的算式像跳动的音符，他常故意留最难的题，就为看她咬着笔杆思考的样子。 后来他去芝加哥大学拜师费米，她进了宋美龄母校韦尔斯利学院，行李箱里还装着他送的那本《范氏大代数》。 1950年的普林斯顿市政厅，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切出条纹。 杨振宁握着杜致礼的手签字，证婚人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她刚转学蒙特圣文森学院，离毕业只剩一年，却把嫁妆换成了二手沙发和书桌。 小公寓里，他的公式写满黑板，她的英文诗歌抄在笔记本上，中间摆着个旧台灯，晚上一起亮到深夜。 1956年的秋天，杨振宁和李政道为论文吵红了脸。 他回家不说话，蹲在地上抽烟，烟灰掉了一地。 杜致礼没问学术的事，只是把孩子哄睡后，端来碗热汤“你们在实验室争得再凶，出了门还是朋友。 ”那晚，她把两人的草稿纸按日期排好，凌晨三点，杨振宁突然拍了下桌子“我懂了！”后来他说，那碗汤比任何公式都管用。 斯德哥尔摩的冬夜很冷，杜致礼却穿得单薄母亲传的真丝旗袍，领口盘扣是外婆手绣的。 她挽着杨振宁走上颁奖台，台下闪光灯不停，她却只盯着丈夫胸前的奖章，想起七年前昆明的课堂，他讲课时袖口磨出的洞。 《纽约时报》说她是“东方优雅的符号”，她却在日记里写“今天给文礼（长子）织的毛衣该收针了，振宁的衬衫扣子掉了两颗。 ” 多年后整理旧物，杨振宁翻出个铁皮盒子，里面是1949年圣诞夜杜致礼打工时戴的围裙，口袋里还有半张菜单。 他摩挲着上面的油渍，想起她说过的“过日子”。 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仰望，而是把对方的天赋，熬成柴米油盐里的光。 就像那盘扣旗袍，针脚里藏着的，从来都是两个人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