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连生两女的朱环佩再次怀孕，丈夫：“再生女儿我就纳妾，”谁料，生下来还是女儿，就在朱环佩伤心落泪时，婆婆却说：“别哭，我有办法！ 徐德生在城里钱庄做账房，是那种一眼看去就很“体面”的人。长衫永远浆洗得笔挺，袖口不见一丝毛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 算盘拨得不急不慢，账目写得清清楚楚，连掌柜都说他“稳当”。他说话从不高声，遇事先拱手、再开口，仿佛嗓音大一点，都会坏了分寸。 可这份体面，一到族里修谱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单薄。 每逢清明或冬至，徐氏宗祠里香火缭绕，男人们围坐在长桌旁，桌上摊着厚厚的族谱。 谁家新添了男丁，谁家的名字就被郑重地添上，毛笔落纸时，旁边总有人笑着恭喜：“香火不断，好福气。” 轮到徐德生时，他总是提前坐直身子，双手放在膝上，背脊挺得笔直，像在钱庄柜台前等人对账一样端正。 可族谱翻到他那一页，总是很快就过去了。纸页翻动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像在他耳边敲了一记闷锣。 他脸上维持着一贯的平静，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毫不在意，可镜片后的眼神，却常常暗了几分，脸色也比平日更白。 席间总有长辈不经意似的开口：“德生啊，账算得再好，家里没个儿子，总是缺点什么。”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字字落在他心上。 他只能陪着笑，点头应声，不敢反驳。有人还会接一句：“女人家，再能干也是别人家的，早晚要嫁出去。” 这句话像一条规矩，挂在宗祠的梁上，年年回响。 徐德生心里明白，在族人眼里，他在钱庄再受器重，也比不过谁家添了个男婴。 他回家时，脚步总比平日慢些，进门前还要理一理衣襟，仿佛只要外表够体面，心里的那点空缺，就不会被人看见。 朱环佩心里明白。她不识字，嫁进徐家前，在娘家只是个会纺线、会做针线的姑娘。生了头胎女儿，婆婆只是叹气。 二胎还是女儿，婆婆沉默了好几天。到了第三次怀孕，徐德生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要是再生女儿……我就纳妾吧。总得给祖宗一个交代。” 那一夜，朱环佩背对着丈夫，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里。她不是怕纳妾，是怕自己这一生，就这样被“没生儿子”这四个字定了罪。 孩子出生那天，雨下得很大。稳婆抱着襁褓出来，脸色有些为难，低声说：“是个小姐。” 朱环佩只觉得眼前一黑，耳边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她转过脸，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既是委屈，也是绝望。她甚至不敢看丈夫的表情。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婆婆忽然开口了。 “别哭，”老太太的声音不高，却很稳，“我有办法。” 朱环佩愣住了。她以为婆婆要干脆给丈夫纳妾。可婆婆慢慢走到床边，看了看襁褓里的孩子，又看了看朱环佩，语气出奇地笃定。 “谁说女子不能撑起门楣？”婆婆说，“从今天起，你教这三个孩子读书、写字、学算账。” 朱环佩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女子读书？那可是少见得很的事。 婆婆继续说：“徐家靠的不是田产，是账目，是脑子。男人能学的，女人也能学。她们若有本事，谁还敢看不起？” 那一年起，徐家的后院多了一张旧木桌，几本从旧书铺淘来的蒙学书。朱环佩自己不识字，就在旁边一笔一画地看着，陪着女儿们念。 大女儿慎仪性子稳，算盘打得飞快；二女儿慎和心细手巧，常把书里的人体图画描得清清楚楚；最小的慎言，话不多，却对数字格外敏感。 邻里最初只是当笑话看：“女孩子念书？早晚还不是嫁人。” 可几年下来，风向慢慢变了。 大女儿出嫁时，对方是城里绸缎庄的少东家。成亲后，账目一乱，掌柜们头疼不已，是她站出来，一笔一笔理清流水，硬是把亏损的铺子救了回来。绸缎庄里从此没人敢轻看这位少奶奶。 二女儿后来进了教会办的医院，学医护。白大褂一穿，写病历、配药、照料病人，样样利索。有人说她“不守妇道”，她却用一封封工整的书信，换来了家里源源不断的银元。 最小的慎言，毕业后回到绍兴，在女子学堂教算学。她站在讲台上，粉笔敲着黑板，底下坐着一排排和她当年一样怯生生的女孩。 族里渐渐没人再提“纳妾”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