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北宋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带着家眷迁至湖北黄冈，本就俸禄尽失，眼见日子越来越难。有人说他送走了一位随身小妾，换了点银两补贴家用。 东坡自耕东坡六亩地时，身边仆从减少，不知是散了、死了，还是如那位小妾一样，被他亲手交给了别人。 苏轼一生文采斐然，但那段日子里，柴米油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人问起那小妾的去处，他只说了句：“人各有命。” 这是那个年代下，一个读书人都要靠“送妾减负”才能维生的真实。 这不是个例。进入明代，送妾成了某些官场往来中的潜规则。嘉靖年间，福建某地知府李复初，为了巴结上级布政使，特意挑出一名年方十八的家妾，打扮整齐，送入布政使府中，说是“以奉内寝之缺”。 布政使笑而收下，回书只回了八个字：“谢厚礼，妾已安处。” 那女子原本是李家妾室，自幼卖身契在身，没名没分。她进布政使府后身份再降一级，被充作婢役，但户部登记上却写作“赏入”，成了一件“贵重之物”。 三年后，布政使调往南直隶，女子随迁，名姓皆改，旧事不提，族谱上永远找不到她的痕迹。 清代乾隆四十年，山东潍县一户地主杨家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地主杨启昌索性将家中妾室柳氏抵押给债主刘守廉，约期三年还清，若违，则柳氏“永归刘家”。 文书写得明明白白，官府盖章，柳氏换了主人，从此成了刘家之妾。此案载于刑科题本，处理结果只三字：“已成交。” 柳氏生于寒门，十六岁卖入杨家为妾，自此一生两度易主，不曾有一次选择。她在刘家生子，却因“侍生”身份无法入谱，晚年流落至泰安，不知所终。 《礼记》云：“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家族秩序之下，小妾只是延伸出去的一段家产。哪怕苏轼，也不能跳脱。 “在等级社会，女人连哭的权利都是被允许的。” 这些被“送出去”的女子，多是命薄如纸者。她们从不敢言“归宿”，只能认命。有人说她们命贱，可换个角度看，是她们的命早就被人写好了。 倘若不是一纸旧账、一句族谱边注，世人甚至不会知道她们来过。没有名字，没有祭祀，连墓碑都省了。 权力和礼法的夹缝里，她们不是人，是数字，是工具。每一次“赠妾”“送妾”，背后都藏着一桩生意、一场交易。 真正被送出去的，是一个生命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