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离家几十年的干部希望回家探亲，看看亲人是否健在，是否安好，这样的基本要求，上级一般都是准许的，身为刚改编为高射炮一师副政委李大清，申请回家探亲，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通讯员踏上返乡之路。 1950年的武昌，一个申请报告送到组织手里，李大清想回趟家，这事换谁都能理解，离乡快二十年了，当年十四岁跟红军走的少年，如今已经是高射炮一师的副政委，黄陂离武昌六十多里地，可这段距离横亘着整个战争年代，音讯全无的岁月里，谁也不知道谁还活着。 批复很快下来，他没搞什么阵仗，点了一个警卫员和两个通讯员就出发了，吉普车能开一段，但最后二十里的土路只能靠脚走完。 走在田埂上，李大清心里那股滋味越来越复杂——村子轮廓还是老样子，可自己这张脸，谁还能认出来？ 快到村口时，他们碰见个在地里干活的老人，老人看见几个穿军装的陌生人，明显慌了，手里的农具都有些哆嗦，强撑着问要不要带路。 李大清盯着老人看了一会，认出来了，这不就是当年村里的长辈，可老人眼里只有戒备，那个年代的农民见惯了穿军装的队伍，国民党的兵抓壮丁、抢粮食，把乡下折腾怕了，讨好顺从成了本能。 他没说破，用家乡话轻声说了句"我们是解放军"，就匆匆往村里走，二十年光景，十四岁的娃娃变成三十多岁的军人。 进村的动静惊动了不少人，村民们贴着墙根远远看着，警惕地打量这几个外来客，只有几个妇女凑近了，反复盯着李大清的脸，像是在翻找埋在岁月褶皱里的记忆。 不知谁试探着喊出了他小时候的名字，这一嗓子就像往滚油里泼了瓢水，整个村子的空气瞬间炸了。 乡亲们围上来，可最先砸过来的问题让李大清几乎招架不住——他们眼里带着急切的光，追问的不是他官做多大，而是"谁谁谁怎么没回来""我家那娃有信儿吗"。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变成"不在了"，人群里时不时爆发出压抑的低泣，那些当年跟他一起出去的年轻人，大多数都牺牲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有人低头叹气，有人悄悄抹泪，这是那个年代无数家庭共同承受过的代价。 消息传进自家院子，妹妹第一个冲出来，后面跟着四个婶娘，李家如今只剩女人撑着天，父亲为革命丢了命，几个叔叔先后被抓走再没下落，从1932年主力红军撤离后，留守的家属遭了血霉。 婶娘们拉着李大清的手不肯松，仿佛怕一松开，人又像二十年前那样一去不回，她们反复念叨这些年家里的难处，眼泪涌出来，但这次的泪水里多了踏实和欣慰——盼了这么多年，人站在眼前，好好的，还当了干部，这比什么都强。 假期只有三天，婶娘们争着轮流请客吃饭，哪怕家里不富裕，也想用热乎乎的家常菜弥补些分离的亏欠，她们言语间透着自豪，对"做官"有种隐隐约约的旧式指望。 李大清在饭桌上说得很实在："我们跟旧社会的国民党当官不一样，不能占便宜，得靠自己好好过日子。"他没闲着，帮乡亲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有人劝他歇着，他说自己本就是庄稼人出身，这点本分不能丢。 三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告别那天，还是那条弯弯曲曲的田埂路，婶娘们送了一程又一程，这次留在村子里的不再是生死未卜的牵挂，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那些走出去的孩子，真的去干了大事。 信息来源：（南方教育网——日中平和友好联络会秘书长李大清先生访问吉首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