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又名陈大榜，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 这个名字背后，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坚守与牺牲。很多人知道赵一曼面对日军酷刑时的坚贞不屈，却少有人知晓，她的丈夫陈达邦，同样用一生践行了革命信仰。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在妹夫任弼时和妹妹陈琮英的动员下，原本在长沙过着安稳生活的陈达邦，毅然放弃了舒适的日子，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洪流中。1926年，他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那里系统学习军事知识，更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次年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赵一曼的结合，是革命路上的相濡以沫。两人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知，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婚后不久便因工作需要分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赵一曼奔赴东北抗日战场，他则被组织派往苏联深造，后来留在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担任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那些年，他白天处理繁杂的印刷事务，夜晚就对着妻子的照片思念不已，可他从没想过退缩，因为他知道，只有革命成功，才能让更多家庭免于分离。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急需专业的印刷人才，组织上第一时间想到了陈达邦。他毫不犹豫地前往巴黎，担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一边克服语言不通、设备简陋的困难，一边秘密传递抗日救国的声音。这份报纸成为海外华人了解国内抗战形势的重要窗口，无数爱国人士受到感召，纷纷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救国时报》计划迁往美国出版，吴玉章先行回国，陈达邦留在巴黎等待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四年。在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中，他没有丝毫懈怠，始终坚守岗位，直到1942年才踏上回国的旅程。 新中国成立后，陈达邦的才华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1950年，任弼时逝世，他前往北京悼唁期间，见到了老领导吴玉章和董必武，两位老人深知他的能力，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国家正筹备货币改革，急需专业人才，陈达邦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不久后，他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作为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人民币代印事务。 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中，三元、五元纸币由苏联代印，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在国内印制，而纸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等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都出自陈达邦之手。这些字体端庄大气、遒劲有力，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被我们日常使用。可谁也没想到，这份功绩后来竟成了他的“罪证”。随着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擅自使用掌握的人民币版样印发钞票，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国家不得不限期收回1953年版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与此同时，许多与苏联有过工作往来的干部遭到冲击，陈达邦也被打成“苏修特务”。 1966年，陈达邦被迫害致死，临终前他紧紧拉住孩子的手，反复叮嘱：“要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他的儿子宁儿为了替父伸冤，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终自缢身亡。直到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这位为革命和国家建设奉献一生的功臣，终于恢复了清白。 陈达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既是赵一曼背后的深情丈夫，也是人民币上汉字的书写者，更是坚守信仰的革命者。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不仅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有默默无闻的坚守。那些融入日常的汉字，承载着他的才华与忠诚，也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为国家和人民默默奉献的先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