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要搞懂这个问题，就得先知道他来中国前有多牛。 他放弃的究竟是什么？是北美胸外科顶流的地位。在当时，他是美国胸外科学会的理事，是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来对抗肺结核的医学先锋。在蒙特利尔，他拥有设备精良的私人诊所，是社会名流们争相预约的名医。按照那条清晰而舒适的精英轨道走下去，财富、声誉和安逸的生活都唾手可得。 但他亲手扭转了人生的方向盘。在给富人看病的同时，他更深地走进了蒙特利尔的贫民窟。那里冰冷的现实灼痛了他：先进的医疗技术被资本锁在昂贵的诊室里，而穷人却在痛苦中挣扎。正是这巨大的不公，促使他在1935年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他宣誓“要为全人类解放而战”，这不再只是一句医者的誓言，而成了一个战士的信仰。 于是，他的战场从整洁的手术室转移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1936年，他奔赴西班牙内战，在炮火中首创了移动输血车，被誉為“战场医学革命者”。当中国的抗战全面爆发，他再次听到了使命的召唤。1938年初，他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医疗队携带着价值不菲的医疗物资，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轮船。临行前他说：“我来中国，是因为这里是最迫切需要医疗救助的地方。” 真正让白求恩决心将一切奉献给中国的，是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与毛泽东的会面让他感到振奋。更震撼他的是延安的精神面貌：尽管物质极度贫乏，但这里人人平等，充满朝气和为理想奋斗的激情。他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看到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脸上却洋溢着同样的乐观与坚定。他深信自己看到了“未来中国的缩影”。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热情地介绍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其纲领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希望。 信仰落地，便化为近乎燃烧生命的实践。在晋察冀边区，他创造了“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的战地医疗原则。没有条件就创造一切条件：他用煮沸的食盐水替代消毒酒精，将农民的粪驮改造成能展开当手术台的“卢沟桥药驮”。在广灵伏击战中，他连续工作40小时做71例手术；在齐会战斗，他更是创下连续手术69小时的纪录。他曾为重伤员直接输血300毫升，并说：“战士在前线流血，我献点血算什么！” 1939年10月，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一座小庙里抢救伤员时，他的手指不慎被割破。随后在另一台手术中，伤口受到致命感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烧不退的他留下的不是对命运的抱怨，而是对事业的牵挂和满足。他在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中写道：“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1939年11月12日，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白求恩的伟大，绝非一个单向度的“好人”故事。他是一个看清了世界病症的天才医生，一个找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战士，更是一个在艰苦卓绝的东方战场上，将信仰与专业淬炼成生命绝唱的英雄。他放弃了“天花板”级别的人生，选择了“地基”般的事业——为一片苦难土地上人民的解放，打下希望的基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