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位年满93岁的老人在北京逝世，对于他的离世，《人民日报》表示深切哀悼，并在文章中称呼他为共产党的老朋友，这位老人就是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为什么他从创始人变成老朋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呢？ 从参与建党会议到退出党组织，从介绍周恩来加入组织到晚年被称作老朋友，这位哲学教授的一生，藏着近代史上太多耐人寻味的选择。 1920年的北大红楼，27岁的张申府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第一次写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那时他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后自己的名字会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出现在党报上。 1922年的柏林街头，留着分头的张申府在一家小咖啡馆里，握着朱德的手说：共产主义不是空想，是工人和知识分子拧成的一股绳。 这段对话被写进朱德的回忆录，正是这次谈话让原本迷茫的朱德坚定了信仰。 同一时期，他在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这两位后来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最初的革命火种都与他有关。 那时的他，是北大最年轻的哲学助教，也是旅欧党组织的核心成员。 黄埔军校的木质讲台前，张申府把政治部副主任的印章交给周恩来时，蒋介石的怒骂声还在走廊回荡。 党指挥枪是原则，不能让步。 这句他在校务会议上的发言，成了与蒋介石决裂的导火索。 1925年党的四大上，他因反对国共合作拍了桌子，会后留下一封辞职信：真理在手，何惧独行。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次愤然离席让自己从此与党组织渐行渐远。 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退党后的张申府一坐就是十年。 他翻译的罗素《逻辑哲学论》手稿上写满批注，书脊被手指磨出毛边。 1935年冬天，这位哲学教授却走在一二九游行队伍最前面，被捕时怀里还揣着未完成的《抗日救国纲领》。 狱警翻看着他的文稿，不解这个戴眼镜的学者为何要冲到街头，他们不知道，教育救国和街头抗争，在他心里从来都是一件事的两面。 1948年的北平，寒风卷着枯叶穿过胡同，张申府在灯下修改那篇后来争议四起的文章。 特务送来的3000元润笔费放在桌角，妻子刘清扬的眼泪滴在文稿上晕开墨迹。 他以为这是呼吁和平的文字，却没料到会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当朱自清在报纸上看到蒋公英明四个字时，气得摔了茶杯，这位曾经的同道中人不会想到，饥饿和胁迫会让一向清高的张申府犯下这样的糊涂。 傅作义的司令部里，张申府把叶剑英的亲笔信推到对方面前，手指敲着地图上的故宫说：枪炮一响，这些就都没了。 三次进城谈判，他用河北乡音讲着古都的价值，也讲着自己对和平的执念。 1949年1月，当解放军入城的号声响起时，他站在胡同口望着飘扬的红旗，手里还攥着谈判时用的旧怀表，表盖内侧刻着的知行合一四个字，已经被岁月磨得模糊。 晚年的书房里，90岁的张申府还在整理罗素著作的译稿。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泛黄的稿纸上，钢笔尖在逻辑与和平的标题下停顿。 书架第三层摆着周恩来送的青瓷茶杯，杯底沉淀着六十年的茶渍。 1986年春天，当《人民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时，他指着墙上的照片说：那是在黄埔，恩来站在我左边。 照片里的年轻人意气风发，谁能想到半个世纪后，一个成了开国总理，一个成了共产党的老朋友。 他翻译的《西方哲学史》还放在北京图书馆的32排书架，借阅卡上的名字换了一代又一代。 扉页上那句爱智求真的批注，和他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时用过的怀表一起，成了理解这个复杂人物的两把钥匙。 历史记住了他的贡献，也记下了他的失足，就像他常说的：人这一辈子，就像在哲学命题里打转，有时候以为找到了答案，其实只是换了个思考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