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栋（1911—2005），原名吴永和，曾用名陈慎之，江西省婺源县人，享年94岁。 1934年的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阁楼里，发报机的蜂鸣声突然停了。 吴永和刚把罢工指令加密发出去，楼下就传来巡捕的皮靴声。 他一把扯掉耳机，将发报机藏进煤炉烟道这个后来改名陈慎之的年轻人，大概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要在刀尖和算盘间走这么远。 在上海无线电专科学校读书时，他学的是技术，想的是救国。 那会儿学校里的地下党员总在图书馆角落讨论，他听得入迷，慢慢明白光靠修电台救不了中国。 1932年宣誓入党那天，介绍人说以后得用化名，他想了想说就叫慎之吧，行事得慎重点。 这个名字，后来跟着他从上海的弄堂走到了皖东北的田野。 抗日的炮声打响后，他成了泗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 手里没兵没粮，却要在日伪封锁圈里搞经济。 本来想照搬苏区的法子，后来发现根据地百姓认盐不认票。 他跑到盐场蹲了半个月，搞出盐税分成制：盐商赚十成，政府拿四成养兵。 盐工有活干，军队有饷银，这套土办法让根据地硬是没断了炊烟。 淮海战役时，他成了支前司令部的账房先生。 野战军打到哪，他带的随军银行就跟到哪。 几百个挑夫挑着银元走夜路，他发明布袋记账法：每个布袋缝个小布条，记着谁领了多少钱，用在哪了。 陈毅后来总说淮海胜利，一半功劳在粮道上，这话里就有他熬红的眼。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他在上海试点三定。 定产时他带着技术员挨村测亩，定购时蹲在农户家算口粮，定销时盯着粮店开门。 有干部嫌麻烦，他掏出小本子：你看这家五口人，地少产量低，硬征购明年就得饿肚子。 后来这套上海经验在全国推开，城市粮站的米袋子慢慢鼓了起来。 晚年他住在老房子里，书桌上总摊着《华东财经史》的手稿。 90岁那年，秘书劝他歇着，他指着书稿里江淮银行四个字：这里写的盐税分成，得标清楚是哪年哪月的会决定的，后人看了才不糊涂。 那些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字一笔一画，还带着当年发报机键盘的节奏。 书桌上的台灯还亮着，照着手稿里浦东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字样。 1983年他带着团队在黄浦江边转了三天，说这片地留着，以后是上海的金饭碗。 二十年后浦东开发，有人翻出他当年的笔记，里面画着简单的过江隧道草图，旁边写着：路通了，财就活了。 这个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的人，算的从来不止眼前的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