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大婴儿割礼后死亡：制度失责的必然结局 2023年2月，西伦敦一名仅六个月大的男婴穆罕默德·阿卜迪萨马德（Mohamed Abdisamad），在接受非治疗性男性割礼后感染了致命细菌，短短数日病情急剧恶化，最终不幸离世。 2025年10月完成的陪审团死因研讯判定，男婴的死亡与割礼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此后，助理死因官向政府发出了“防止未来死亡报告”，警示若相关程序依旧缺乏监管，类似的悲剧仍有可能再度上演。 事件曝光后，公众最常提出的疑问是：“为何不让医生来进行？”而这个问题本身，恰恰揭示了制度的荒谬之处。 男性割礼并非仅仅是象征性的仪式，而是一项存在实质风险的侵入性外科程序，会涉及出血、感染以及术后护理等问题。对于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的婴幼儿来说，风险尤为严重。问题的关键并非医学界是否知晓这些风险，而是制度选择以何种方式处理，甚至是忽视这些风险。 在英国，非治疗性男性割礼并未被界定为正规的医疗服务，不属于国民保健服务（NHS）范畴，大多数公立医院也不提供此项服务。即便家长希望由医生来进行割礼，制度也未必能提供清晰、可行的途径。当国家将一项具有医疗风险的程序排除在医疗体系之外时，实际上就是把风险推回给私人市场和社区自行承担。 更为严重的是，英国至今都没有全国性的安全规范专门对非治疗性男性割礼进行监管。非医疗人员可以合法地进行此项操作，无需统一的培训、资格认证或登记，也不受护理质量委员会（CQC）的监管，缺乏强制的感染控制、术后跟进以及一致的知情同意要求。这并非是监管不足，而是存在监管真空。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术后延误就医并非单个家庭的失误，而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当术后观察和风险判断长期处于非医疗体系中时，家长既缺乏独立的专业指引，也没有清晰的转介机制，任何延误都不应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疏忽。 这起个案的核心，并非是宗教或文化传统的对错问题，而是公共责任的缺失。当国家允许一项涉及婴儿、具有实质医疗风险的程序存在，却拒绝建立最低的安全和监管标准时，所谓的“尊重选择”，实际上只是将风险转嫁给了最无力自我保护的群体。 这起婴儿死亡事件不应被视为不幸的意外，而是制度早已埋下的恶果。若监管持续缺位，下一起类似的悲剧，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