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有钱有势，今天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一次也没有接，后来他又发了消息，我也装作

大伯有钱有势，今天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一次也没有接，后来他又发了消息，我也装作没看见，只因为前年我父亲去世，他竟然一个关心的电话都没有。手机在桌上震第三次时，我正擦着父亲生前常坐的藤椅。屏幕上 “大伯” 两个字亮着，我瞥了眼，伸手按灭了。 藤椅扶手被磨得发亮，木纹里卡着些细灰，我拿抹布来回蹭，蹭着蹭着就想起前年那个雪夜。父亲走的时候窗外飘着雪，我蹲在灵堂前烧纸，火光照着墙上他和大伯年轻时的合照——俩小伙子穿着军大衣，站在长白山的雪地里，笑得露出白牙。那时候他们是真亲啊，听妈说，大伯当年为了供父亲读书，在砖窑厂扛了三年砖，肩膀磨出的茧子比铜钱还厚。可后来怎么就成这样了呢？父亲病重那半年，天天望着门口念叨“哥咋还不来看我”，我给大伯打电话，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国外”，堂哥说大伯忙，忙着上市忙着签合同，忙得连亲弟弟的死活都顾不上了。 手机又震，这次是条短信，大伯发来的：“小宇，我在你家楼下，带了样你爸的东西，见一面吧。”我盯着屏幕发愣，手指悬在“删除”键上，终究没按下去。楼下传来关车门的声音，我扒着窗户往下看，大伯穿件黑色羽绒服，头发白了大半，背好像也驼了点，手里拎着个旧木盒子，站在单元门口搓手，跟电视里那个前呼后拥的大老板判若两人。 开门时，他眼睛直勾勾盯着客厅墙上父亲的遗像，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我侧身让他进来，没倒茶，也没说话。他把木盒子放在茶几上，打开，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还有个褪色的红布包。“这些是你爸写给我的信，从他上大学到后来……”他声音有点哑，“红布包里是当年我欠的债条，你爸偷偷帮我还的，我去年才知道。” 我拿起最上面的信，是父亲读大学时写的：“哥，你寄的钱收到了，够买过冬的棉鞋了。你在砖窑厂别太拼命，腰不好就歇着，等我毕业挣钱了，咱就把妈接来城里……”后面的字被水洇了，晕成一片模糊。红布包里的债条皱巴巴的，上面的数字让我心口一紧——那是笔能压垮普通家庭的巨款，父亲当年工资才多少？他是怎么攒出来的？ “你爸走的前三天，给我打过电话。”大伯突然开口，眼圈红了，“他说‘哥，我知道你难，那些债别放在心上，咱兄弟俩，从来不分你我’。我那时候正在外地谈一个项目，对方是债主的亲戚，我得盯着把债彻底清了，想着清完债就回去陪他，谁知道……”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录音笔，“这是他最后给我打的电话，我一直没敢听。” 按下播放键，父亲的声音传出来，带着病后的虚弱，却还是笑着：“哥，等你忙完了，咱还像小时候那样，去后山摘酸枣，我记得你最爱吃……”声音突然断了，接着是大伯压抑的哭声。我攥着信的手开始抖，原来父亲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大伯不是忙，是在偷偷扛着债，怕牵连家人；他知道大伯不来看他，是不想让他跟着操心；他甚至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在替大伯着想。 “小宇，”大伯看着我，眼里全是愧疚，“是我混蛋，我以为把债还了，把日子过好了，就能弥补你爸，却忘了他最想要的不是钱，是我这个哥在身边。”他从包里拿出个存折，“这是拆迁款，写的你的名字。还有，你堂妹下个月结婚，我想……想请你当证婚人，你爸以前总说，你是咱老李家最有出息的孩子。” 我看着桌上的信，看着录音笔，看着大伯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兄弟啊，打断骨头连着筋。”我拿起存折塞回他手里，又把红布包和信小心收进木盒：“拆迁款我自己去领，证婚人我当。”大伯猛地抬头，眼里闪着光。“不过，”我补充道，“以后别总说忙，有空多来看看我爸的照片，他肯定想你。” 大伯用力点头，眼泪掉在木盒子上，砸出一小片湿痕。我把他送到楼下，看着他坐进车里，车开出去老远，他还从后窗朝我挥手。阳光照在藤椅上，暖洋洋的，我坐上去，好像父亲还在我身后，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就对了，咱老李家的人，心不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