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

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信上写道：“我尽了最后的努力，洒尽最后的热血，以一死为党尽忠！” 处分文件下达到地方时，王范已经被调离原有公安保卫岗位。文件中没有提到地下斗争时期的经历，也没有提到解放战争和建国初年的安保成绩，只强调“思想认识问题”和“会议发言态度”。 这一处理方式，在1957年至1958年的政治环境中并不罕见。 反右运动扩大后，许多长期从事保卫、情报工作的干部，因表达方式直接、习惯从安全角度看问题，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 王范的履历在当时属于“复杂”。1929年前后，王范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直接参与过对叛徒的清除行动。 中共中央特科和地方地下党系统对这类人员的要求只有一条：行动要快，口径要紧，不能留下线索。长期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王范形成了对组织高度服从、对背叛零容忍的工作习惯。 这些经历在战争年代是加分项，进入和平时期后，却逐渐变成需要反复说明的“历史问题”。 抗战时期，王范转入陕甘宁边区工作，参与边区保卫体系建设。边区保卫处的主要任务包括反特务渗透、甄别可疑人员、保护核心机关安全。 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保卫干部往往昼夜工作，审查流程严格，判断标准偏向安全优先。王范在这一体系中积累的经验，使其在建国后进入公安保卫系统时，具备很强的实务能力。 1949年9月，北京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开国大典筹备期间，公安保卫部门对城区进行多轮排查，制高点、交通节点、观礼区域都设有专人负责。 王范参与了相关安保部署，工作内容包括检查可疑物品、核查人员背景、协调现场秩序。这些工作不对外宣传，却直接关系到仪式能否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系统开始从战争状态转入常态化管理。王范在工厂、交通、重要单位的安全检查中表现突出，善于从细节判断风险。 这种能力源于早年的地下工作训练，但也让王范在讨论政策时，常常从防范角度提出意见。1958年的那次会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 几句基于实际情况的发言，被定性为立场问题，处分随即作出。 降级、下放、劳动，是当时常见的处理方式。王范被安排到基层从事体力劳动，生活条件骤变。曾经的同事不便往来，申诉渠道受限。 王范试图通过书面材料说明情况，但迟迟得不到回应。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一旦失去组织信任，心理落差极大。 有人后来回忆，王范在下放期间仍保持作息习惯，对周边环境保持警觉。这种状态不是表演，而是多年形成的本能。 1960年代中期，政治环境再次趋紧，审查范围扩大。王范的过往经历被反复提及，却缺乏明确结论。对一名将全部职业生涯投入安全工作的干部而言，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比明确结论更难承受。 王范写下那封信时，字数不多，语气克制，没有指责，只反复强调忠诚。 多年以后，相关部门对王范作出平反结论，确认处分不当。文件送达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档案中重新恢复了王范的工作记录，但当年的细节已难完整还原。 王范的一生，贯穿了地下斗争、抗战、建国与政治运动几个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理解王范，离不开对那个年代制度和环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