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对越作战结束后，为何许世友慢慢退隐了？原因并不是伤亡太重。越南反击战打完后不久，许世友就从军区退了下来。很多人称是因为越南一战伤亡过大，责任全在于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许世友在广西坐镇前线时，已是年过七旬的上将。这并非他第一次指挥大仗，自北伐起家，到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战争，他的军旅生涯超过五十年。 但1979年这一次不同，对手是越南，曾并肩作战的盟友，作战环境是热带丛林和山地，不是他熟悉的中原平原。 中越边境战火一起，许世友便亲自踏勘地形，把战术重心放在了谅山门户的位置，扣马山高地。 指挥部下冲击谅山北区，是他坚持要做的事情。他认为，要打就打疼。作战伊始，第五军和五十五军按照计划推进，拿下数个高地之后，战线推进到奇穷河前沿。 就在部队整顿准备下一步推进时，北京来了命令，停止攻击，不得过河。许世友当场沉默。他知道命令的分量，也明白政治上的分寸。但越南电台那几句挑衅的话，刺进他心头。 他曾说过：“仗要打得敌人服气，不服就再打。” 于是他决定，过河。 这个决定虽然打得快、打得狠，谅山市南区几个据点被拿下，但也让许世友陷入尴尬局面。他确实是胜利了，却违反了军委的战场指令。在那个年代，军令不是建议，而是铁律。 更麻烦的是，他的决定容易被解读为政治上脱轨“将帅自专”。 战后军委内部总结时提到，战术得当，但战略有偏差。这句评语的分量非常重，不是说他指挥错误，而是决策尺度的问题。 就像邓小平当时所强调的：“这场战争是有限的惩戒行动，不是全面战争。”许世友理解，也不完全理解。他是旧一代将军，打仗靠感觉、靠经验，不习惯太多的“限制条件”。 其实，那时候许世友的身体也的确出了问题。他多年的战伤一直没好，腿伤在南方湿热气候下时常复发，晚上疼得睡不着，秘书和卫士都劝他多歇着。 他不听，说：“我不去，战士们怎么打仗？”作战期间，他几乎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拿着地图反复研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 中越战争结束几个月后，南京军区领导层进行调整。许世友调任人大常委。这个安排不是“处罚”，而是妥善的过渡。他自己并没有太多怨言，但看得出来，他的心情不轻松。 跟他熟悉的老部下说，“这场仗，我是打了，也犯了点事。” 许世友的退出，是历史规律使然。他不是被“伤亡数字”打下去的，而是被时代节奏慢慢推到了边上。 1978年后，中央高层明确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军事制度，许世友这样依靠直觉、重视个人风格的将领，注定不适合长期留在核心岗位。 他后来在南京的几年，生活很简单，偶尔看看战史，有时跟警卫说当年打淮海的事，但很少再提1979年。 他自己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走上战场，也是一段告别。 许世友不是完人，他的退隐，是一次不合节奏的胜利之后的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