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离家27年的郭沫若跪在病重的父亲面前，为自己的不孝请罪。 父亲却指着一位年轻妇人，气愤地说：“你该跪的人是她！” 郭沫若抬头望去，眼前的妇人头发半白，背有些驼，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脸上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 他愣了半晌，实在想不起这是谁，直到父亲叹气说“这是琼华啊”，他才猛地想起这是1912年，父母硬塞给他的那个“妻子”。 那年郭沫若20岁，在成都读书，满心都是新思想，父亲一封家书催他回乡，说给他寻了个“天足、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等他掀开盖头，才发现张琼华不仅缠过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 新婚夜，他摔了门帘，在书房枯坐一夜，第五天，他以“返校”为由离开，这一走，就是27年。 这27年里，张琼华成了郭家真正的顶梁柱，公婆生病，她端汤喂药，整夜守在床边；小叔子要留学，她悄悄变卖了母亲给的银镯子和玉佩，凑够了学费。 有妯娌看不下去，劝她“不如回娘家”，她总是摇头：“进了郭家的门，就是郭家的人。”夜里没事做，她就着油灯学认字，从“一、二、三”开始，后来竟能读白话文小说了。 1941年，郭沫若带着第三任妻子于立群回家，张琼华早早收拾出正房，自己搬到偏院。 吃饭时，她端上一碟四川泡菜，脆生生的，是于立群爱吃的口味，于立群有些局促，她却笑着说“尝尝吧，郭先生以前也爱吃这个”，语气自然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同样是包办婚姻，鲁迅对朱安虽无爱意，却始终按月寄钱，让她在周家有尊严地生活。 郭沫若却像忘了这个人，连《我的童年》里提到这段婚姻，也只写“旧式婚姻的牺牲品”，轻得像一片羽毛。 我觉得，反抗传统不该以伤害另一个人为代价，尤其当这个人在用一生为你的“自由”兜底。 后来有人问张琼华，后悔吗？她没说话，只是指了指窗台上那盆养了多年的兰草，叶片细长，却一直绿得精神。 1980年她走时，床头还放着一本翻旧的《红楼梦》，书页里夹着片干枯的兰花。 那坛亲手腌制的四川泡菜，酸中带咸，像极了她68年的人生被忽略却自有滋味。 这份在隐忍中长出的韧性，或许正是那个年代女性最真实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