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台湾是中国的，韩国的李在明最近在一场教育会议上说的一句自嘲的话，意外点出了当地汉字教育的大问题。 在当时的会议现场，韩国古典文学翻译院院长金彦钟当着李在明的面直言，现在很多学生连总统名字里“在”和“明”两个汉字都不认识了。 李在明听完没生气，反而笑着接话，说难怪有人把他的名字写成寓意“罪名”的谐音词。 这话一出，现场笑声一片，但笑着笑着就没人笑得出来了。毕竟这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生僻字，而是一个国家总统姓名里的核心汉字。 “在”与“明”都是汉语里最基础的常用字，放在中文语境里，哪怕是刚入学的小学生都能轻松识别，可到了韩国学生这里，却成了需要额外解释的“生僻字”！ 一个国家的总统，名字里的汉字居然成了学生眼中的生僻字。要理解这种荒诞现象的成因，就得回溯韩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去汉字化”运动。 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史长达两千余年，从高句丽时期设立太学教授汉文经典，到朝鲜王朝以汉字为官方文字，汉字长期是韩国政治、文化与教育的核心载体，即便是1446年世宗大王创制谚文，也只是作为汉字的辅助工具，形成“汉主谚辅”的体系延续了五百年。 转折发生在近代，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汉字被贴上了“外来文字”的标签。1948年韩国颁布《谚文专用法》，规定政府公文必须使用谚文，汉字仅作为补充； 1968年朴正熙政府进一步推进“去汉字化”，要求全面废除学校汉字课程；到1970年，更是明确小学、初中不再开设汉字课，高中仅保留少量汉字教学。这场激进的改革，看似强化了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却为如今的文化断层埋下了隐患。 李在明提到的“名字被写成罪名”，也并非空穴来风。在韩语谚文中，“在明”的发音为“재명”，而“罪名”的发音“죄명”与之高度相近。 由于学生对“在”“明”二字的汉字形态缺乏认知，当需要以汉字标注姓名时，就容易因音近而误写，更有别有用心之人借此炮制贬称，在社交网络上传播。李在明主动拿这个点自嘲，既化解了现场的严肃氛围，也暗含着对这种现状的无奈。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汉字认知缺失并非个例，而是韩国年轻一代的普遍困境。据相关调查显示，韩国高校历史系新生中，能书写50个常用汉字的仅占23%，而阅读《三国史记》《高丽史》等基础国史典籍，至少需要掌握1000个以上的汉字。 这就导致大量韩国年轻人不仅读不懂祖先留下的古籍文献，连名胜古迹上的汉字匾额、祖先墓碑上的铭文都无法辨认，成了“看不懂自己历史的子孙”。 谚文本身的先天缺陷，让这种困境雪上加霜。作为表音文字，谚文虽便于普及学习，却难以区分大量同音异义的汉字词——要知道韩语中约70%的词汇源自汉语，仅用谚文书写时，约30%的词汇会出现歧义。 比如“意义”与“异议”在谚文中发音完全相同，若没有汉字标注，仅靠上下文很难准确判断含义，这种模糊性在法律文书、学术著作等需要精准表达的场景中，很容易引发误解甚至纠纷。 李在明显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自嘲之后，他正色表示，就个人而言，即使只让学生学习中国古籍《千字文》，也能帮助大多数学生容易理解词语的深层含义，有助于培养思辨能力。《千字文》作为东亚传统蒙学经典，涵盖1000个不重复的常用汉字，韵律工整、内容丰富，确实是汉字入门的优质教材，李在明的这个提议，也被视作对加强汉字教育的明确认同。 但认同归认同，落实起来却难如登天。李在明自己也坦言，将汉字教育制度化“似乎需要跨越巨大的障碍”。 这种障碍首先来自教育体系的惯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去汉字化”，韩国现行教育体系中，仅高中将汉文课列为必修课，要求掌握1800个教育用汉字，且教学内容以“生活汉字”为主，对古典文献中的高频汉字重视不足，不少在职教师自身的汉字水平也有限，难以系统授课。 更讽刺的是，韩国社会其实处处离不开汉字。三星、现代等知名企业的名称仍保留汉字标识，法律文书、官方证件为避免歧义，仍需标注汉字，就连总统府的春联、名胜古迹的匾额，也少不了汉字的身影。 对比邻国日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所在。日本同样有自己的文字体系，却始终保留汉字教育，将2136个常用汉字纳入教育体系，国民识读率超过97%，既维护了语言的独立性，也保障了历史文献的传承。 而韩国在激进“去汉字化”后，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弥补文化断层，政府每年投入约3亿元用于文化遗产数字化，其中7%专门用于汉文释读，即便如此，这些数字文献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仍如同天书。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自信从来不是来自对历史的切割，而是来自对自身文明的正视与传承。李在明的那句玩笑，或许能成为推动韩国汉字教育反思的契机。 毕竟，尊重历史才能面向未来，连自己国家总统姓名里的汉字都认不全的教育现状，终究难以支撑起深厚的文化自信。 你认为韩国应该重启系统的汉字教育吗？这种汉字认知断层会不会进一步加剧韩国的文化传承危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