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到北京开会，一开国上将笑着和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对方只能尴尬离开。就在其转身时，许世友恶狠狠地说道：“我真想一脚踹死你！” 1967年，北京京西宾馆的一处走廊里，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看到老战友，脸上堆着笑意正准备握手寒暄，对面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连正眼都没瞧一下，把头扭向一边。 就在傅钟讨了个没趣，尴尬转身的一刹那，许世友盯着他的背影，几乎是咬牙切齿地甩出一句：“我真想一脚踹死你！” 周围的人吓得大气不敢出，傅钟的身形顿了一顿，没回嘴，默默走开了，但这句狠话，像一把锤子，砸开了两人尘封三十年的恩怨罐子。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气话，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开国上将，一个是少林出身的“烈火”，一个是留洋归来的“静水”，他们之间的梁子，结得太早、太深。 1906年出生在河南贫农家，八岁进少林寺，这一待就是八年，他是那种能动手绝不吵吵的主儿，从军阀队伍混到国民党军，最后在1927年认准了共产党，那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血路。 哪怕到了1954年他在南京军区当司令，或者后来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甚至当了十几年政治局委员，那股子绿林好汉的江湖气和战场上的狠劲，从来没变过。 而傅钟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四川罗江的富家子弟，比许世友大六岁，走的却是“洋学堂”路子，五四运动后他在上海学法语，20年代就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把马克思主义吃透了。 回国后，他在红四方面军、八路军那是专门搞政治工作、管思想教育的“笔杆子”，一个是虽然粗鲁但带兵如神的武将，一个是心思缜密、原则性极强的儒将，这种天然的性格反差，平时没碰上还好，一碰上事，就是火星撞地球。 1936年长征结束后，那时候红军虽然会师了，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许世友是个认死理的人，他听不得别人全盘否定红四方面军，在会上公然顶撞，甚至说了“打不通就换个地方打”这种话，被扣上了“托派”和“土匪”的帽子。 受不了委屈的许世友，性子一上来，竟联络老部下想拖队伍上山打游击，计划泄露后，许世友被抓了起来。 当时负责抗大政治部工作的，正是傅钟，傅钟那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根据当时的军纪，对于这种几乎等同于叛变的行为，他给出的意见冷冰冰却很致命：枪决。 虽然最后毛主席力排众议，走进牢房解开了许世友的心结，保下了这员虎将的性命，但在许世友看来，傅钟当时的做法就是要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 即便两人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都在为了国家建设出力，但许世友心里的这道坎，愣是横了三十年。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梁子要结一辈子时，事情在1989年傅钟去世前夕才被一个发黄的笔记本揭开了全貌。 那本在病床上被颤巍巍打开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从《史记》到《汉书》再到《资治通鉴》的书单，每一本后面都工整地标注着寄往南京的日期。 原来，被当众羞辱后的傅钟，没有选择辩解，更没有利用职权反击，他太了解许世友了，跟这头倔牛讲大道理是行不通的，硬碰硬只会把关系搞得更僵，作为常年搞思想工作的大家，他选择了最“迂回”的一招：寄书。 许世友一开始收到这些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古籍，那是相当抵触，骂骂咧咧地说“搞虚头巴脑的，不如战场见真章”，把书扔在角落吃灰。 傅钟却像个耐心的教书先生，每次寄书前，都会细心地加上小纸条，把重点章节圈出来。 即便许世友不爱看，他身边的参谋可起了大作用，趁着休息，参谋看似无意地念起书里廉颇负荆请罪的段落，那些英雄相惜、知错能改的故事，慢慢钻进了许世友的耳朵里。 渐渐地，被扔在一边的《史记》被重新翻开了，许世友看着书上傅钟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那是真正的“润物细无声”，到了1975年，两人再次在北京相遇，这次许世友没躲，反倒是主动找上门。 从此以后，这两个老冤家开启了一种奇怪的互动模式，许世友要是打了猎，新鲜的野味会送一份给傅钟；傅钟要是整理了什么新的文史资料，头一份准是寄给许世友，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许世友终于松口承认：“傅钟没错，是我当年太冲动。” 1985年许世友在南京病逝，傅钟送去的花圈上写着“战友”二字，重如千钧，四年后，傅钟也在北京走完了他89年的人生旅途，他直到临终前，还惦记着让家人把那本记录着寄书日期的笔记本交给许世友的后人。 主要信源：（新华社——英雄烈士谱|出生入死 身经百战——许世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