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安重根英勇就义，妻子金亚丽带着一女二子流亡上海。日本持续对其颠沛流离的妻儿加以迫害。1917年，长子安文生因被日本间谍投毒而去世，年仅12岁 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在旅顺监狱被处决的消息传到上海时，金亚丽正带着三个孩子躲在闸北的一处小弄堂里。她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儿子，手里牵着7岁的安文生和9岁的女儿，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她死死咬着嘴唇，直到尝到血腥味也没哭出声。这个出生在朝鲜忠清南道的女子，嫁给安重根后，跟着他辗转各地，早就看透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丈夫刺杀伊藤博文前，曾抱着她说“此去必不归，你要好好带大孩子，让他们记住家国之恨”，这句话成了她撑下去的唯一支柱。 流亡上海的日子，是金亚丽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光。她不敢用真名，对外只说自己是“金氏”，靠着给人缝补衣服、浆洗衣物勉强糊口。弄堂里的小屋不足十平米，漏风漏雨，冬天的时候，孩子们只能挤在一床破棉被里取暖。安文生是长子，从小就懂事，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母亲挑水、劈柴，还会带着妹妹去捡煤渣。他知道父亲是英雄，常偷偷拿出父亲留下的照片，对着照片认字，金亚丽教他写的第一个字，就是“国”。 日本间谍的阴影，却从未远离。安重根就义后，日本当局就下了命令，要“斩草除根”，他们在上海的租界内外布下眼线，四处打探金亚丽母子的下落。起初只是跟踪骚扰，金亚丽出门买米，身后总跟着陌生的面孔；夜里窗户上会突然出现黑影，吓得小儿子整夜哭闹。后来，迫害越来越直接，他们租住的房子被人恶意破坏，门窗被砸烂，缝补好的衣物被扔到地上踩脏，甚至有邻居收到警告，不许接济这家人。 1917年的夏天，格外闷热。弄堂里流行痢疾，很多孩子都病倒了。安文生那天放学回来，说自己口渴，金亚丽便给了他一碗凉白开。没过多久，安文生就开始上吐下泻，脸色发白，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金亚丽慌了神，抱着孩子往医院跑，可租界里的医院一听是朝鲜人，根本不肯收治。她只能抱着孩子回来，用土方子熬药，可安文生的病情越来越重，嘴里反复喊着“妈妈，我想爸爸”。弥留之际，他拉着金亚丽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话没说完，就咽了气。 安文生的死，让金亚丽彻底崩溃了。她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在弄堂里哭了整整一夜。后来才知道，是日本间谍趁她外出时，在她家的水缸里下了毒。那些人不光要她的命，还要毁掉她的希望。邻居们看不下去，凑钱帮她给安文生买了一口薄皮棺材，葬在上海郊外的荒坡上。下葬那天，金亚丽没有哭，只是跪在坟前，对着墓碑磕了三个头，她说：“文生，你等着，妈妈一定会让侵略者付出代价。” 失去长子的痛，没有打垮金亚丽。她反而更坚强了，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恨，都化作了抚养剩下两个孩子的动力。她省吃俭用，送女儿和小儿子去读私塾，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而死，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光复祖国，告慰你父亲和哥哥的在天之灵。”上海的朝鲜侨民组织知道了她的遭遇，纷纷伸出援手，帮她找了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还教她如何躲避日本间谍的追踪。 小儿子安恭根长大后，果然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加入了抗日团体，在上海、朝鲜等地奔走，宣传抗日思想。女儿则成了一名教师，专门教流亡的朝鲜孩子读书识字，把安重根的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人听。金亚丽活到了1930年，临终前，她让孩子们把她葬在安文生的墓旁，她说：“我要陪着文生，等着祖国光复的那一天。”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朝鲜终于迎来了独立。安恭根带着家人回到朝鲜，在安重根的故居前，为母亲和哥哥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安重根的那句名言：“以天下为己任，视死如归。” 安重根的故事，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英雄传奇。它是一个家庭的血泪史，是一个民族的抗争史。日本侵略者可以杀害英雄，可以迫害英雄的家人，却永远无法磨灭一个民族的骨气和信仰。那些流淌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会代代相传，永不熄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