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这名光彩夺目的女子名叫于宪珍，她是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家的千金，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上中学时她就秘密加入了抗日组织“铁血锄奸团”。 于家在上海滩算得上名门望族，父亲经营的银行网点遍布租界，母亲是留洋归来的大家闺秀，于宪珍从小住着花园洋房，出入有汽车接送，身上的旗袍永远是苏绣师傅亲手缝制。在中西女中读书时，她是公认的校花，英文流利，钢琴弹得一绝，无数富家子弟托人说亲，都被她笑着回绝。没人能想到，这个连走路都怕弄脏皮鞋的大小姐，会在深夜换上粗布衣裳，悄悄溜出家门，和锄奸团的成员们在弄堂里张贴抗日标语。 她接触抗日思想，源于一次偶然的街头见闻。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闸北，无数平民流离失所，断臂残肢的伤者躺在路边哀嚎，租界的铁丝网外，是逃难百姓绝望的眼神。那天，于宪珍坐着汽车路过，亲眼看到一个日军士兵把一个乞讨的孩子踹倒在地，用枪托狠狠砸向孩子的母亲。她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回到家后，她翻出所有零花钱，托人送到难民收容所。也就是在那时，锄奸团的负责人找到了她，看中了她的身份优势——没人会怀疑一个银行家的千金会是抗日分子。 加入组织后，于宪珍迅速褪去了娇生惯养的性子。她利用父亲的人脉，周旋于汉奸和日军军官之间，在高级宴会上，她端着红酒杯，笑意盈盈地和那些卖国求荣的家伙们谈笑风生，耳朵却在仔细捕捉他们的谈话内容。她的旗袍夹层里，藏着传递情报的纸条，她的化妆盒里，装着微型照相机。有一次，她奉命获取日军一份军火运输的路线图，对方是汉奸头目李士群的亲信。她在宴会上故意装作醉酒，跌跌撞撞地闯进对方的书房，趁着对方搀扶她的空档，飞快地用相机拍下了桌上的文件。出门时，她的心跳快得像要炸开，手心全是冷汗，却还要强装镇定地和门口的卫兵打招呼。 她的家人并非毫无察觉。母亲发现她总是深夜才归，身上带着淡淡的烟火味，父亲也察觉到她对家里的生意不再关心，反而频繁打听租界内日军的动向。有一次，父亲忍不住问她是不是在外面惹了麻烦，于宪珍只是抱着父亲的胳膊，轻声说：“爹，我们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父亲沉默良久，叹了口气，之后再也没问过她的行踪，只是悄悄给她的账户里多打了些钱，还叮嘱司机：“小姐晚上出门，别跟太紧，注意安全。” 于宪珍的任务不止传递情报，她还参与过锄奸行动。1939年，一个名叫张啸林的大汉奸，投靠日军后，大肆捕杀抗日志士，锄奸团决定除掉他。行动那天，于宪珍负责接应，她开着家里的汽车，停在张啸林公馆附近的巷口，手里攥着一把勃朗宁手枪——那是她第一次摸枪，枪身冰凉，沉甸甸的。行动成功后，刺客跳上她的汽车，她猛踩油门，汽车像箭一样冲了出去，日军的巡逻车在后面紧追不舍。她拐进一条狭窄的弄堂，凭借着对上海街道的熟悉，七拐八绕，终于甩掉了追兵。下车时，她的腿软得站不住，却对着刺客露出了笑容。 抗战胜利后，于宪珍没有居功自傲，她拒绝了组织上安排的职务，选择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她脱下了粗布衣裳，重新穿上了旗袍，却再也不是那个只知享乐的大小姐。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文字，发表在报纸上，告诉更多人，那段岁月里，有无数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为了家国，甘愿放弃一切。后来，她嫁给了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定居在北京，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于宪珍的故事，不是传奇，而是千千万万抗日志士的缩影。他们出身不同，身份各异，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锦衣玉食的生活固然诱人，可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的荣辱得失，都显得微不足道。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用青春和热血，扛起了救亡图存的重担，他们的勇气，不该被岁月遗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