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投降，故宫完好无损。有人说是因为日军“有文化、重文明”，没舍得下手。听到这话，老故宫人梁金生冷笑了一声，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哪有什么强盗的慈悲？那是143名留守员工拿命换来的，更是13427箱国宝流浪14年的血泪史！ 梁金生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多年。紫禁城的红墙依旧，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光，可在他的记忆里，这里并不总是这样安静。 1937年北平沦陷后，故宫成了一座被占领的空壳。最值钱的文物早已不在城中，但留下来的每一件器物、每一卷档案，依然可能随时被日军以“研究”“保管”为名带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已经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易培基不是军人，也不是政客，但在文物问题上，态度异常坚决。 1933年2月的一个深夜，北平气温低到零下，神武门内外一片肃静。几百名工人和故宫职员在灯下装车，板车缓慢前行，没有人说话。 那志良当时年纪不大，负责现场指挥，他后来回忆，那一夜心里发紧，生怕出一点差错。 那次行动并不只是把东西运走那么简单。如何装、如何走、走到哪里，全都没有现成经验。为了保证安全，故宫人反复试验包装方法，甚至把包好的瓷器从城墙上扔下测试。 确认不碎，才敢正式启运。这些细节后来很少被人提起，但正是这些看似笨拙的做法，让文物在之后十多年的动荡中得以保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已经运到南京的文物来不及安置，又被迫分路向大后方转移。押运人员名单里，没有谁是被强迫的，大多数人明白这一趟意味着什么。 火车被炸、道路被封、船只搁浅，途中发生的意外无法预料。穿越秦岭时，车辆在冰雪中打滑，前方就是深谷。那志良站在车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箱子不能丢。 同时，留在北平的梁金生等人也没有退路。日军进驻故宫后，开始清点、登记，名义上是管理，实际上随时可能变成掠夺。 梁金生参与过多次周旋，把青铜器转移到废井，把重要档案夹进普通书堆。每一次应付检查，都是硬撑。有人劝他们少惹麻烦，梁金生心里明白，一旦退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故宫没有被烧毁，并不是出于仁慈。日军需要这里作为政治符号，也忌惮国际舆论。可这些原因，与文物能否安全保存，并没有直接关系。 真正挡在前面的，是一群普通员工的坚持。有人长期营养不良，有人因劳累生病，还有人再也没等到文物回来的那一天。 有人后来总结这段历史，说这是奇迹。梁金生并不认同。13427箱文物能回来，并非因为侵略者手软，而是因为有人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选择放弃。 今天走进故宫，很难想象当年的紧张与困顿。但那段经历并没有消失，它留在档案里，也留在那些曾经参与其中的人心里。 紫禁城之所以还在，不只是建筑保存得好，更因为那一代人，把责任看得比性命还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