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整天靠“编假话”过日子的人，就一定是坏蛋吗？1949年4月，快到新中国成立大典的时候了，有个军统的少将不远千里跑到北平来了。这家伙可是共产党人的大对头，还是军统大佬戴笠的心腹，他这时候居然自己送上门，是不是吃错药了？还是说，他背着什么对咱们党不利的“鬼点子”呢？我猜聪明的你肯定已经想到了，这家伙是个中共的地下党员，大概是完成了秘密任务，现在已经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在国共内战那会儿，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不算是啥新鲜事儿。不过，他能混到军统少将的位置，说明他能力和手段肯定不凡，内心的坚韧也是一般人比不上的。
【地下工作怕什么？ 此间好，不思蜀也。】在2021年“315晚会”的风声传出前，有个暗访记者的故事被大家知道了，听完之后，大家都觉得他的经历既离奇又好笑。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这位记者的任务是潜入一家汽车交易平台当销售，目的是要找出里面的不正当事情。他成功应聘进了销售部门，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销售生涯”，每天也是得过且过地干着。真让人惊讶，这位记者卖东西的本领特别厉害，客人们对他的服务都赞不绝口，合同签得没完没了，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他的成绩太好了，没多久就从普通销售员升为了公司的二老板，手下还管着十几个人呢。他每个月的薪水和奖金加起来多得吓人，可比他以前当暗访记者时赚得多了去了。315晚会的头儿一听这事儿，心里头就不平静了，天天关心他，生怕他被拉拢过去。好在咱们这位记者骨头硬，汽车平台的老总怎么劝都没用，他铁了心要“跳出火坑”。不仅自己辞了职，还把汽车交易里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给抖了出来。至于他之前凭真本事挣的钱，自然是能自己留着，不用上交啦。我并没有离题，只是想让你更明白这位“军统少将”守住本心和原则有多不容易：他原本打算混进敌人里头，偷取重要情报。可谁想到，他本事太大，在敌方那里连连升职，待遇也跟着好起来。要是心志不够铁，说不定就被个人利益迷了眼，忘掉任务，享受起“高官厚待”来了。
不过呢，他和那位暗访的记者，心里都有比钱和地位更重要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肯在要紧关头，不顾自己，去帮助更多人。说起这位记者，央视没公开他的名字，采访时也让他戴着面具，这是为了保护他。而那位在敌人窝里当“卧底”的英雄，每个中国人都该记住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也一定会被历史记住。【及时雨 李时雨】李时雨，他本来的名字叫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小时候，他特别喜欢看《水浒》，特别崇拜梁山好汉里的老大宋江，人家外号叫“及时雨”。李亭芳觉得宋江杀坏人、帮穷人的行为特别英勇，所以他就把名字改成了“李时雨”。1926年，18岁的李时雨去了天津，考上了南开中学。在学校里，他碰到了像林枫这样思想先进的年轻人。到了1927年春节以后，李时雨和一个老乡一块儿到了北京，靠这个老乡的帮忙，他进了北京弘达学院的中学四年级。中学念完后，他又考上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这所学校后来变成了“北大法学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时雨不忍心看到国家被毁、土地被占的凄凉景象，于是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好好教训一下那些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在夏尚志的引荐下，李时雨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然后在同年12月，从共青团员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后来，李时雨加入了好多学生抗议活动，呼吁南京国民政府赶紧去打日本鬼子，他还参与了北平学生躺在铁轨上的抗争，并且在南京负责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北平学生示威。那时候，李时雨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说话本事让组织里的人都很佩服。1932年，党组织派李时雨回哈尔滨打鬼子，他当上了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副司令和秘书长。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他带着队伍在巴彦县兴隆镇的火车站狠狠打击了日军，让对方伤亡了几十个人。到了10月，李时雨又回到了北大法学院。1933年4月23日，他假扮成李大钊家族的后辈，去给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送葬。【1933年“潜伏”拉开序幕】1933年，李时雨和孙静云喜结连理。到了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完成了学业，党组织安排他潜入张学良的东北军里做秘密工作。靠着朋友的介绍，李时雨顺利进了东北军，后来又想办法进了西安“剿总”的第四处，当了个中尉办事员，这一干就是15年，过着提心吊胆的潜伏生活。1936年6月份，共产党的秘密头头刘宇新找到了李时雨，让他帮忙一起干事儿。刘宇新啊，是周恩来直接管的特使，专门负责跟东北军打交道。到了同年的12月12日，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那天一早，刘宇新正好在李时雨家里头，俩人正一块儿琢磨着当前的形势，商量往后该怎么做呢。
可是事情总是出乎意料，“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东北军里一下子就乱了套。到了1937年2月2日，在一次高层将领的聚会上，王以哲将军不幸被暗杀。紧接着，东北军进行了重组，设立了绥靖公署，原先总部的那些部门大多都被撤销了。这样一来，李时雨之前好不容易建立的关系网全都没用了，他自己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没办法，东北军的工作只能停下来，李时雨只好选择去北平听从组织的另外安排。李时雨刚到天津，就赶上了大名鼎鼎的“七七事变”，日本鬼子占领了天津，去北平的路也被封死了，他就这样被困在了这儿。还好他的老同学于炳然帮忙牵线，让他联系上了天津中共的秘密头头何松亭，这才没和党组织断了联系。从那以后，李时雨就归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管了，开始在天津偷偷为党做情报工作。1937年8月1日，日本人在背后支持，天津搞了个治安维持会，里头有个总务科长叫吴光弼，他跟李时雨在西安时就挺熟。李时雨跟组织打了声招呼，就自个儿去找吴光弼，想让他给帮忙找个活儿干。靠着吴光弼的推荐，李时雨成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并且搞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发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证，李时雨频繁在京津之间跑来跑去，给我们党送了好多重要消息，还成功完成了两项特别难的任务。
【第一次任务：利用职务之便 运输重要物资】共产党的秘密小组悄悄把两个装着电台设备和马达的箱子送到了李时雨家。晚上，李时雨借着开法院车的机会，偷偷把这两个箱子运到了法院，神秘地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过了几天，何松亭再次送来个箱子，这回装的是电台的散件，让李时雨把之前两个加上这个一共三个箱子都带走。但这次不巧，法院的车没法用了。为了不拖组织的后腿，李时雨一咬牙，在那天一大早偷偷叫了辆三轮车。三轮车行到“法国桥”检查站那儿，日本兵招手让停下，进行常规检查。李时雨表现得特别从容，他下车后，一只手拎着箱子，另一只手掏出日本人给的特别通行证。日本人瞅瞅他身上的检察官制服，瞧他神态自然，还有他们给的通行证，心里明白这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连忙放行。李时雨冲日本人笑了笑，点了点头，回到车里继续前行，这时候他才觉得后背已经湿透了汗水。之后，李时雨悄悄地把那三个装着电台的大箱子，送到了河北中共的一个秘密转运点，交给了那里的同志，这次“虚惊一场”的转运任务就算是顺利完成了。【第二次任务：营救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冯骥】那时候，天津的一个大法院正在处理共产党员冯骥的事情。何松亭找到了李时雨，想让他用手里的权力帮帮忙，把冯骥救出来。此时的李时雨在天津高等法院已经当上了书记官长，说话很有分量。他二话不说，就把这个忙应承下来了。
李时雨琢磨着用暴力去劫狱太不现实了，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而且还会让自己暴露身份。他琢磨了一番后，决定走“正规路子”，把冯骥给救出来。于是，他瞅准冯骥案子的主审官康书记官不在的时候，悄悄地把冯骥的案卷都拿走，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康书记官一发现案卷不翼而飞，急忙慌慌张张地向李时雨报告。李时雨呢，假装很“同情”的样子，随便说了康书记官几句。看康书记官越来越紧张，没了主意，李时雨又摆出一副“好心领导”的面孔，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别怕，我有个办法让你没事。你就对外头说，那天日军轰炸，档案室被炸了，冯骥的那些资料啊，全都在里面，炸得连渣都不剩了。”康书记官眼睛一亮，对李时雨感激不尽。他照着李时雨的建议跟上头说了，结果上头真没怪他。李时雨面不改色，悄悄处理了冯骥的那些“把柄”，还给康书记官送了个“大人情”，真是一石二鸟。经过康书记官的帮忙，李时雨见到了关在牢里的冯骥。他瞅准周围没人的机会，压低声音跟冯骥讲：“我把你那些案子的文件都给烧了。你得记住，现在你头上扣的是‘共产党嫌疑’的帽子。你就一口咬定，是和人打了架，被冤枉的，别的啥也别提。”之后，李时雨又去找审判长、主审法官和陪审员“打招呼”，说冯骥是他朋友的一个亲戚，只是因为参与了一场争斗，被人报复诬告才被抓了起来，他希望大家能给他个“人情”，对冯骥从宽处理。经过李时雨的一番周旋，冯骥因为“证据不充分”当庭就被放了出来。
看看这两个任务，很明显李时雨是个既勇敢又聪明，擅长玩心理游戏的高手。他很会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也特别会利用规则和琢磨人心，搞定了不少看似“没法完成的事儿”。【1939年：汪伪政府走一遭】1939年8月份，汪精卫跟日本鬼子狼狈为奸，搞了个汪伪政府，还在到处找人去参加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大会。汪精卫手下在天津的朱晶华，通过朋友牵线找到了李时雨，想让李时雨代表国民党去开会。李时雨觉得这是个打进汪伪内部的好时机，赶紧就跟组织说了。1939年8月底的那几天，李时雨参加了汪精卫在上海偷偷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大会一完事儿，他就跑到哈尔滨去了，见了他老乡赵东藩，这人正好是伪满哈尔滨的市长。通过赵东藩，李时雨得知了不少关于伪满的秘密消息。1939年9月，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决定要搞个北方党务办公室。到了12月，他们对天津、北平还有河北的党部领导层进行了调整，选了李时雨来当天津党部的常务头头。1940年3月30号，南京那边搞了个假的国民政府，李时雨的工作又有新变动了。他不仅挤进了那50人的立法委员会名单，还被安排到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里，专门搞法制工作，这可是汪伪政权里的重要角色。为了方便干活，李时雨把老婆孙静云留在了北平，这样他就能借着“回家看看”的名义，随便跑回天津去报告工作。
1940年4月，李时雨到了南京，他和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长陈公博拉上了关系，没多久就赢得了陈公博的信赖和重用，为我党搜集了不少关键的战略信息。那时候，李时雨老是以“回家看望亲人”当借口，不停地在天津和南京之间跑来跑去。可他怕这样下去会让人起疑心，就打算把老婆接到南京来，让她帮忙送情报。从那以后，孙静云就担起了送情报的任务，把李时雨找到的情报转交给天津的何松亭。【1944年：大汉奸周佛海的“亲信” 拯救杨靖宇之弟】1944年11月10号，汪精卫去世了，然后陈公博就当上了南京那个假政府的行政院院长，还代理了主席的位子。大坏蛋周佛海呢，他变成了行政院的副院长，还兼着上海市市长和警察局局长。这时候，陈公博的心腹手下都被调走了，可当他想调走李时雨时，周佛海站出来说不行，非得留下李时雨。所以，李时雨就一直跟着周佛海，在上海警察局当司法处长，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周佛海很受蒋介石的信赖，蒋介石私下吩咐，让周佛海当上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队的头儿，管着上海的治安。而周佛海很看好的李时雨，则被安排做了上海行动队军法处的二把手。在上海的时候，李时雨很多次都借着工作的机会，帮我党打听敌人的消息、给出情报，还救了好几位党内的同志出来，里头就有抗日大英雄杨靖宇的亲弟弟杨树田。
1945年8月的某一天，李时雨的老同学范纪曼，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找到了李时雨。范纪曼请求李时雨帮忙，一起把被关在提篮桥监狱的李一鸣和杨树田救出来。李时雨一听说是杨靖宇的弟弟也被抓了，他马上就行动起来，开始琢磨怎么救人，而且他还是打算用些“聪明办法”。那天，李时雨和范纪曼都穿上了带有少将军衔的制服，坐着李时雨自己的车，一块儿去了提篮桥监狱。监狱长一听说是李时雨来了，急忙出门去迎接他们。李时雨朝着范纪曼一指，说道：“这位范高参是从重庆远道而来的，特别来接李一鸣和杨树田两位。我们上海行动总队的军法处呢，就是来帮忙的。典狱长，麻烦您快点把人带出来吧。”狱长半信半疑，但他心里清楚，李时雨是周佛海面前的大红人，自己可不敢轻易得罪。于是，狱长小心翼翼地说：“李处长，可问题是李一鸣刚被日本人抓走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呢？”李时雨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行了行了，那就先把杨树田带出来吧，好歹也得给范高参一个说法嘛。”典狱长只好吩咐手下把杨树田带过来，然后范纪曼走上前，一边给杨树田戴上镣铐，一边悄悄用俄语对他说：“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你是我的手下。”正当他们打算把杨树田带走之际，典狱长掏出了一份犯人转移的文件，要范纪曼在上面签字。李时雨一把夺了过去，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笑着说：“范高参，这种小事哪用得着你动手，我们上海行动总队签个字就行啦。”典狱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了这个签名，上头要是问起来，自己也好有个说法，接着他满脸笑容地看着他们几个人离去。
【1945年：军统“潜伏”正式开始 戴笠至死难辨真伪】李时雨心里明白，要是救杨树田的事儿被捅出去，自己留在上海就完蛋了，得赶紧走人。可就在他琢磨着怎么逃跑的时候，1945年8月26日，军统的特务余祥琴找上门来了。余祥琴跟李时雨说，先别急着跑，只要他能帮忙把警察局的一些人拉过来，就能让他进军统。这样一来，李时雨既能保住命，又能保住官职，对他来说，这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了。经过余祥琴的介绍，李时雨成功进入了军统。没过几天，军统的老大戴笠来到了上海，还特意办了个“上海办事处纪念活动”。在活动上，戴笠专门提到了李时雨，跟他说：“李时雨啊，我知道你的名字，你挺有本事的，在汪伪政府那边给咱们党国立下了不少功劳，我代表军统，欢迎你的到来。”李时雨赶紧拿起酒杯，诚恳地讲：“多亏了戴先生的出色领导，往后还得麻烦您继续指教呢。”李时雨一开始加入了余祥琴的“上海郊区行动小组”，主要任务是抓捕和审问那些当汉奸的人。不过，因为李时雨工作起来有点懒散，所以他们这组的表现并不怎么样。但奇怪的是，大家发现自从李时雨来了之后，共产党那边就像是走了狗屎运，军统的每一次行动都被他们巧妙地躲了过去，原本觉得十拿九稳能抓到人的计划，也总是落空。军统上海那边感觉出了有“内奸”的苗头，就悄悄地开始查李时雨。经过一番仔细盘查，尽管李时雨藏得很深，但军统的人还是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些“小线索”，比如说，他老婆孙静云和他弟弟李春芳似乎跟“共产党”有点瓜葛。于是，大特务沈维汉赶紧给北平的戴笠发电报，问该拿这个“内奸”李时雨怎么办。
戴笠收到电报后，心里犯了难，因为他一直特别看重李时雨，好多次都说李时雨是他最靠谱的手下之一。要是李时雨真有啥不对劲，他自己也得跟着倒霉。所以，戴笠去找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头儿李国章问问情况，他俩合作了好多年，挺熟的，戴笠想听听李国章怎么评价李时雨这个人。但戴笠怎么也没想到，李国章其实也是我党潜伏的人员，他这回可是问错对象了。李国章当然全力支持李时雨，于是把李时雨夸得天花乱坠，什么都好。戴笠本来对李时雨是“内鬼”的说法就半信半疑，再被李国章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拿定了主意。接着，他马上给上海发电报说：我很清楚李时雨的情况，他工作干得漂亮，绝对不可能是内鬼，不准抓他。1946年3月份，戴笠坐飞机出事了，一直到死他都没猜到，李时雨就是那个“鬼”。戴笠一走，李时雨就没了最大的“保护伞”，他心里明白，这时候很多人都想找他算账，再待下去危险得很。所以，他订了9月18号飞往北平的飞机票，打算结束“躲躲藏藏”的日子，回到组织里去。可就在他要走的头一天，军统上海区的副区长刘方雄突然下令把他给抓了。【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重返解放区的蓝天】李时雨在牢里受尽了各种狠毒的折磨，可他硬是挺着，打死都不说自己加入了共产党。他被关了整整3个月，后来因为没找到足够的证据，再加上有人帮忙说话，上海法院最后只判了他7年半的监禁。
1949年2月，因为钱不够用了，国民党只好提前放了一些囚犯，李时雨也在其中。出狱以后，李时雨找到了我们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负责人张执一，两人搭上了线。之后，他就开始在各行各业的人以及国民党的军警部门里，宣讲我们党的政策，还提醒大家要小心保管好公共的文件和档案。李时雨的举动让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长毛森偷偷派人跟踪他。张执一得知这事后，马上决定让李时雨离开上海。1949年4月头几天，李时雨和孙静云夫妻俩从上海坐飞机到了香港，接着坐船去了天津，最后从天津回到了北平。当他们到达北平，李时雨脱下军统的衣裳，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服，这意味着他那长达15年的秘密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坚守初心方能创造奇迹】十五年里，我从汪伪政府混到国民党，从小职员一路升到军统少将。这期间，我得干好手头的活儿，还得偷偷搜集情报，执行秘密任务，同时还得时刻小心隐藏真实身份。一边一个样，总共得顾着四摊子事，要不是个“多面手”，光是想想这难度，都让人头皮发麻。
不过，李时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只要“不忘初心”，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最开始的想法是啥呢？金钱？地位？都不是，因为这些都是他在敌方阵营里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东西。确实，李时雨心里一直装着“公平和正直”，还有那份纯粹的爱国情怀。正因为这些，他才能扛住精神紧绷的日子，不被金钱权力所动摇，熬过了长达五千多个难熬的夜晚。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老人在北京安详离世。他前半生有15年都在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忧心忡忡、努力奋斗，好在后来新中国给了他50年幸福光明的日子作为回报。这篇文章，献给那些为新中国的诞生在敌后默默奉献的英雄们，表达我们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