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鲁迅正在开会，特务突然闯了进来，问，谁是鲁迅？鲁迅淡淡地说，我们这里没人叫鲁迅。特务说，你叫什么？鲁迅说，我叫周树人。于是特务悻悻地走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自己刚刚与追捕的目标擦肩而过。 咱就是说这不是什么谍战剧情节，而是鲁迅在上海的日常。 在那个年代，他巧妙地用两个名字过着双重生活：“周树人”用于教学、研究和日常交往，而“鲁迅”则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旧社会的黑暗。 鲁迅能在上海活动多年，离不开一个关键地方，内山书店。 这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个日本商人，却成了鲁迅最可靠的朋友。 这家书店位置特殊，当时租界情况复杂，中国警察不能随便进去抓人，这给了鲁迅一层保护。 而且内山老板还很细心，为鲁迅准备了一个靠窗的座位，背对门口，既能看书又能观察街面情况。 每当风声紧时，鲁迅就直接住到书店里避风头。 有三次情况特别危险，都是内山帮他躲过一劫。 最惊险的是1931年，左联五位年轻作家被捕后，鲁迅立刻被内山安排到一家日本旅馆住了一个多月。 这种庇护不是无缘无故的。 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冒险帮助鲁迅，是因为他尊重文化，敬重鲁迅的为人和事业。 而且他们的友谊超越了国籍和生意，是真正意义上的知交。 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18年。 当时《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者署名就是“鲁迅”。 从此，周树人变成了鲁迅，或者说，周树人穿着“鲁迅”这件外衣，开始了他的文学战斗。 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周树人，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官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讲师，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 而这个周树人穿着朴素的粗布长衫，抽着烟斗，每天逛书店，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读书人。 而鲁迅则是战士，是《狂人日记》里呐喊“救救孩子”的先锋，是《阿Q正传》中剖析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评家。 他的杂文像刀子一样，让当局恨之入骨。 这种“分身术”是鲁迅的智慧。 其实他知道“鲁迅”这个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所以在危险时刻，他选择做回“周树人”。 有人劝鲁迅低调一点，他摇摇头：“不是不怕，而是不能不写。” 这种勇气早在日本留学时就种下了。 就在1906年的一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室里，微生物学课堂上播放着日俄战争的幻灯片。 画面中一个被指控为俄国间谍的人被日军砍头，周围是一群表情麻木的中国围观者。 这个场景深深刺痛了鲁迅。 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他明白了：“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于是他毅然弃医从文，决心用笔来唤醒国人的精神。 回国后，鲁迅亲眼目睹更多悲剧。 1931年2月，左联五位年轻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鲁迅听到消息后整夜没睡，第二天继续写文章，字字像钉子一样有力。 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被特务杀害。 而鲁迅也在暗杀名单上，许多人劝他别去参加追悼会，但他毅然前往，出门时甚至没带钥匙，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他并非不惜命，而是深知有些风险必须承担。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怕什么，杀死一个杨杏佛，会有更多的杨杏佛；杀死一个鲁迅，会有更多的鲁迅……” 说起来鲁迅的勇敢不是莽撞，而是包含着深刻的策略。 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硬碰硬，什么时候需要迂回。 1930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他迅速躲进内山书店，随后转移到安全屋。 这不是退缩，而是为了保存实力，继续战斗。 鲁迅曾幽默地对内山完造说：“他们发通缉令，‘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 其实在他看来，通缉令不过是当局的恐吓手段，真正的战士不会因此沉默。 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也没有停止思考和学习。 而这种在危险中依然坚持文化创造的精神，体现了鲁迅的远见。 他明白，真正的变革需要新文化的支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在上海逝世。 在他的葬礼上，棺木上覆盖着一面绣着“民族魂”的旗帜，这不是官方封赐，而是民众发自内心的敬意。 他提出的“拿来主义”，好的我们学过来，糟粕就扔掉，这个思路至今不过时。 无论是看待传统文化，还是面对外来事物，都能用得上。 鲁迅一生著作等身，留下了约800万字的精神财富。 他的作品被译成50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 毛主席评价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远不止于此。 在那个不能说真名的年代，他教会后人如何用智慧守护真理。 正如他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主要信源：（鲁迅的艺术世界.--新民周刊 鲁迅的艺术世界”：呈现文学家之外的多面鲁迅．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