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7岁海关总署署长张福运，与17岁养女发生关系。不久后养女怀孕，妻子生气要离婚，张福运冷笑：“离了我，你活得下去？” 这话扔出来，房间里一下子静得可怕。妻子李淑贞攥着手绢，指尖掐得发白，却一个字也回不上来。是啊，离了他，她能去哪儿？那个年代，一个裹着小脚、靠着丈夫生活的官太太，离了婚跟天塌了有什么区别？回娘家？脸面早丢尽了。出去谋生？她连书局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张福运压根没正眼看她，转身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窗户外头，上海滩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映得他半边脸明明暗暗。他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可那又怎样？海关总署，那是油水淌成河的地方，上下打点得铁桶一般。别说家里这点“丑事”，就是再出格点，也压得下去。养女？不过是早些年老家远亲送来“投靠”的孤女，上了他的户口，喊他一声“父亲”，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在他眼里，公馆里多一张嘴吃饭，和书房里多摆一件古董，没什么两样。 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李淑贞后来怎么也想不全。只记得女孩的肚子渐渐瞒不住，躲在西厢房里整日地哭。请来的老大夫诊完脉，眼神躲闪，开了副安胎药就匆匆走了。下人们窃窃私语，被她撞见，立马噤声，低着头快步散开。这座深宅大院，忽然像个密不透风的铁笼子，规矩体面都是做给外头人看的，里头早就烂透了芯子。 她不是没闹过。摔过茶盏，撕过账本，哭着说要去找报馆，把张福运的“禽兽行径”捅出去。张福运那次倒是正眼瞧她了，像看个不懂事的孩子，语气里满是讥诮：“报馆？哪家报馆的主笔，上个月没领我署里的‘补贴’？淑贞啊，你是真不知道，这上海滩，是谁说了算？” 李淑贞一下子泄了气。她想起上个月商会酒会，那些太太小姐们围着她，夸她翡翠成色好，夸张署长能干有为。那时她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掉进福窝里了。现在才明白，那福窝是拿什么垫起来的——是黑市里流过的烟土，是货轮上神秘的“免检”箱，是无数张笑脸下包裹的贪婪和顺从。她的体面，她的安逸，甚至她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绑在张福运那身笔挺的制服上。离了这身制服，她就什么也不是。 女孩最终还是被送走了，说是去苏州“养病”。隔年开春，带回来一个胖小子，悄悄养在郊外的别院。李淑贞见过一次，孩子眉眼像极了张福运。张福运偶尔会去看看，带着点漫不经心的喜爱，如同赏玩新得的玩意儿。家里一切照旧，宴会照开，麻将照打。只是李淑贞再也没笑过，像一尊精致却没有生气的瓷偶，在这座华丽的牢笼里，一天天地熬着。 那个时代的暗角里，这样的故事何止这一桩？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也是最能腐蚀人心的毒药。旧式家庭的纲常伦理，在绝对的权势面前，薄得像一张宣纸，一捅就破。男人掌握着资源与规则，女人，哪怕是名义上的“太太”，也不过是附属品的一种。而那个最无辜的养女，从被送入高门的那一刻起，命运就已不在自己手中。她既是受害者，某种意义上，也成了这畸形结构里一个沉默的注脚，用自己的一生，见证着所谓“体面人家”里，最为不堪的真实。 法律？舆论？道德？在密不透风的权力网罗下，它们常常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张福运们深谙此道，他们构建秩序，也凌驾于秩序之上。悲剧的根源，或许从不在于某个人的暴戾，而在于那个允许“人”变成“魔”的系统，在于那些视而不见、甚至为其粉饰的“体面”。 时过境迁，当我们回望这段往事，愤怒与鄙夷之后，更应有一层冷峻的思考：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无论冠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头衔，都可能是孕育不公与罪孽的温床。而真正的进步，始于对每一个弱者的注视，始于对每一份特权的警惕。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