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息烽监狱长把一女囚叫到办公室里，嬉皮笑脸着一边解衣服扣子一边向女囚扑了过去。谁知几天后，每到晚上，监狱长就又跪又拜：“姑奶奶，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 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硬生生被一个戴着脚镣的女囚，用一身正气给吓破了胆。这就叫“邪不压正”，哪怕是在最黑暗的牢房里，骨头硬的人，鬼神都怕。 咱们得聊聊，这个张露萍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她这么硬？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21年出生在四川崇庆。她家以前是书香门第，虽然父亲去世早，但底子还在。按理说，她可以安安稳稳当个大小姐。但是，她亲眼看着大姐被军阀抢走做妾，二姐病死，老百姓流离失所。这种世道，逼得她没法安稳。 16岁那年，这姑娘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瞒着家里人，穿越封锁线，跑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她把名字改成了“张露萍”，意思是“露水浮萍，虽弱亦坚”。 1939年，组织上给了她一个绝密任务：回重庆，潜伏进国民党军统局。 大家知道军统是什么地方吗？那是戴笠的老巢，是特务窝子。张露萍的任务，是去领导潜伏在那里的张蔚林、冯传庆，组建一个“红色电台”。 这活儿，真的是在刀尖上跳舞。白天，她穿着旗袍，打扮成摩登小姐，应付各路特务的盘查；晚上，她就和同志们在秘密据点，把军统最核心的电报、密码、潜伏名单，源源不断地发回延安。 有一次，戴笠想派特工小组潜入延安搞暗杀。人还没出发，名单和行动计划就已经摆在了延安保卫部门的桌子上。这简直就是给了戴笠一记响亮的耳光。 可惜，英雄往往不是倒在敌人正面进攻下，而是倒在意外上。 1940年，因为收发报机的真空管烧坏了，张蔚林在操作时被发现，导致整个小组暴露。张露萍本来在外地探亲，为了救同志，她毅然回到重庆，结果不幸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共两党的“军统电台案”。 被捕后，张露萍先是被关在著名的白公馆。后来戴笠觉得这几个人还有价值，想放长线钓大鱼，就把他们转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 到了息烽，特务们给张露萍换上了“死镣”。 啥叫死镣？普通的脚镣有锁，能打开。死镣是铁匠把铆钉烧红了，对着脚踝上的接口，一锤一锤砸死的。火星子溅在皮肉上，滋滋作响。除非人死，或者腿断，否则这镣铐一辈子取不下来。 十几斤重的铁疙瘩，每天磨着脚踝，血肉模糊。可张露萍愣是一声没吭。在狱中，她不仅自己扛住了酷刑，还成了难友们的主心骨。她把写满革命诗歌的纸条塞在墙缝里传递，她在放风的时候教大家唱《延安颂》。 那个周养浩以为把她关起来就能磨灭她的意志，结果呢？张露萍在牢里过得比谁都像个人样。她把监狱当成了另一个战场，每一次审讯，都变成了她审判敌人的讲坛。 时间到了1945年7月。日本鬼子快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疯狂屠杀政治犯。 7月14日这天，看守通知张露萍收拾东西，说是要“移送重庆”。 张露萍多聪明啊，在军统窝里混过的人，她一眼就看穿了这是死刑令。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平静地坐在破床板上，打开了那个从延安带回来的小皮箱。 她拿出了一件浅咖啡色的薄绒连衣裙，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件衣服。她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甚至还向难友借了一点残存的口红，给自己化了一个淡妆。 临走前，她把随身的日用品都分给了狱友。唯独留下了一样东西——那枚红宝石戒指。那是党组织交给她的信物，也是她身份的象征。 卡车开到了快活岭。特务们说：“下车休息一下。” 张露萍和她的六位战友——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并排站在荒草地上。 枪响了。 第一枪打偏了，张露萍倒在地上，还能动。她费力地撑起上半身，指着自己的胸口，对着那个吓得手抖的刽子手喊道：“朝这儿打！不要打偏了！” 又是一阵乱枪。 这位让军统特务闻风丧胆的“红色女特工”，倒在了血泊里。她死的时候，双眼圆睁，死不瞑目。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做了一个动作：把戴着戒指的那只手，死死地压在了自己的后脑勺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