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凌晨，被关押在台北的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说：“不必了，铭三，你要是念及旧情，就让行刑的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说起陈仪和汤恩伯的关系，那真叫一个“父慈子孝”的开头。汤恩伯原名汤克勤，早年就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子。是谁看中了他？是陈仪。 汤恩伯当时在日本留学陷入困境，经人引荐拜见了已是浙军师长的陈仪。陈仪赏识这个年轻人，不仅慷慨解囊帮他还清债务，还每月资助他五十银元继续学业。 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让汤恩伯感激涕零，他当场跪拜，尊陈仪为“恩师”、“义父”，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从“克勤”改为“恩伯”，以示永志恩德。 此后二十多年，陈仪待汤恩伯如亲子，不仅在生活上关照（还将义女王竟白许配给他），更在仕途上竭力提携，一步步将他扶上了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的高位。这段关系，始于绝对的恩义与忠诚。 时局翻云覆雨，人心的考验在1949年初到来。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摇摇欲坠，担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审时度势，决心顺应潮流。但他手中无兵，于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手握京沪杭兵权的“义子”汤恩伯身上。 他深信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般的情义，认为“儿子不会背叛父亲”。陈仪派亲信携带亲笔信赴上海，劝导汤恩伯起义。这封信，成了两人关系的试金石，也成了陈仪的催命符。 汤恩伯面对这场抉择，内心或许有过挣扎，但最终，他对权位的贪恋和对蒋介石的恐惧压倒了一切。他将陈仪的原函密呈蒋介石，以举报“立功”。陈仪旋即被褫夺职权，遭到看管。这位曾对汤恩伯有再造之恩的老人，其政治生命与个人命运，被自己最信任的人亲手终结。 陈仪被捕后押解至台湾。在军事法庭上，出现了最令人唏嘘的一幕：汤恩伯被迫作为证人出庭指控陈仪。他苍白地辩解说自己是“忠党爱国情深，不敢因私废公”。而陈仪在法庭上则避开个人恩怨，义正词严地驳斥指控，令汤恩伯在证人席上汗如雨下。 即便到了此时，陈仪或许仍对蒋介石抱有最后一丝幻想，或是对汤恩伯的“悔改”存有期待，但他低估了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初期“杀一儆百”以稳固统治的决心。1950年5月，陈仪被正式判处死刑。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个清晨的场景。监斩官蒋鼎文，与陈仪也算旧识。他履行了最后的军人礼节，并满足了陈仪最后的体面要求——不穿囚衣，换上一袭整齐的白色西装赴死。 陈仪拒绝酒食，只求速死，保留最后的尊严。枪声响起，这位历经清末、民国风云变幻的二级上将，最终倒在了他曾效忠、后又试图背离的政权枪下。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人死，精神不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汤恩伯的卖师求荣，并未换来长久的荣华。他的背叛行径为众多同僚所不齿，蒋鼎文就曾尖锐批评这是“一幕出卖旧长官的丑行”。更关键的是，蒋介石从此也对这样一个能背叛如父亲般恩师的人，深怀戒心，不再信任。 汤恩伯在台湾备受冷落排挤，晚年疾病缠身，想赴日就医都遭蒋冷嘲。1954年，他最终病逝于日本手术台，听闻其死讯，蒋介石只漠然说了句：“死了也好。” 而陈仪，则在历史的后记中被评价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这段始于恩义、终于背叛的故事，远不止是个人情义的破产。它赤裸裸地展现了，在旧式政治集团的权力逻辑中，私人恩情在现实利害与政治高压面前，是何等脆弱。陈仪的悲剧，在于他以传统道德伦理去度量一个已彻底利益化、且处于恐慌中的政治集团成员。 而汤恩伯的结局则表明，背叛者或许能换取一时之安，却永远失去了立身之本，终将被其投靠的体系所鄙弃。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转型阵痛中，无数人性扭曲与命运纠葛的一个缩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史实综合参考自人民出版社《陈仪全传》、《浙江档案》及《文史月刊》等权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