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部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震撼上映，讲述了李侠（李白烈士原型）的英雄故事，触动无数人心。影片背后却隐藏着一位少为人知的16岁报务员的经历。1948年寒冷的西柏坡之夜，她接收到了李白发送的最后一封电报，那是一份怎样的信息？她又是如何在电波中承载着紧张与期待？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李华初，后更名为李白，出生于1910年的湖南浏阳。贫穷家境迫使他早年辍学，13岁时便外出谋生，在当地染坊拜师学艺。随着大革命的兴起，李白积极参与到农民运动中，先后加入了农民协会与少先队，因表现出色而受到关注。1925年，年仅1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参与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

1930年，李白正式加入红军，于次年被选拔至红一方面军通讯培训班，担任班长兼党支部委员。在半年的密集培训中，尽管身患疾病，他仍不顾身体努力学习，很快精通了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以“不知疲倦”的姿态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培训完成后，他被任命为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军的无线电队政委，从此全身心投入党的通讯事业。

在1934年的长征途中，李白作为无线电小队的政委，他在一次队伍集会上郑重其事地宣称：“电台是连接我们数千同志和高层指挥的纽带，它的重要性超乎生命。”这一理念深植于队员心中，成为他们的座右铭。

在1938年李静安与涂作潮，在上海的一处隐秘地点小声庆祝着他们耗费数月心血终于搭建完成的地下电台。这一刻虽然是小小的胜利，但对他们来说，它标志着一段新挑战的开始。

1937年的深秋，李静安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孤身前往上海，并以李霞为名住进新闸旅社。这个假名的选择，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国民党对他的注意力。李静安，也即李白，自15岁起就参与了农民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秋收起义中跟随革命的浪潮，虽然起义未能彻底成功，李白却未曾放弃。

在与主力部队失联后，李白没有选择灰心丧气，而是留在本地继续推动群众参与革命，直至1930年他重新加入了红军的行列。随着红军的壮大，部队间的联系需求也日益增长，而传统的人力传递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迫切需要通过无线电来传递情报。

红军于1934年6月成立了无线电训练班，李白因其勤学苦练的态度被选拔为其中一员。他自训练之初就深知“电台重于生命”的重要性，这成为了他的行动准则。训练完成后他作为红五军的无线电队政委，全程负责长征中的通讯工作。在长征途中，部队在茅台村附近遭到敌机偷袭，李白在危急时刻用身体保护电台，被炮火波及时，他还本能地将电台天线抛出保护，自己则失去了意识。

这种对使命感的坚守与责任感，是一名成熟特工所必需的精神。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迅速成立了特科，李克农看中了李白这种忠诚和勇敢的特质，便将他纳入红色特工的行列。

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李白完成特工培训后，接到了赴上海的任务，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任务，需要他潜伏在敌人眼皮下，执行情报传递工作。李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组织交付的使命，他以李霞的身份和涂作潮一同潜入上海，开始了他们艰难但充满希望的电台建设工作。

当时鉴于单身男性更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安排裘慧英作为他的假配偶，以共同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这对陌生人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面临重重困难。李白白天外出做临时工以维持基本生活，夜晚则转换角色，成为一名电报员，将情报发送至延安。在这种共患难的环境中，李白与裘慧英的情感逐渐加深，最终得到组织的许可，正式结为夫妻。

电台设置完毕后，李白遇到了设备连续故障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组织派来代号为“木匠”的无线电专家涂作潮帮助他。涂作潮教授李白如何维修，还为了更好的掩护，两人共同创建了一家名为“远达电子”的公司。

李白和涂作潮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电报操作时的灯光和声响问题，以及大功率电台容易被侦测的风险。他们通过多次实验，成功降低了电台的功率，同时保证了信号的稳定性和远距离传输能力，使得信息能安全地抵达数千里外的延安。这项技术的突破极大地保障了电台的隐蔽性和通信的安全性。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告捷后，李静安与妻子裘慧英回归上海，继续执行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电台被敌方发现，李静安精心调整电台至仅7瓦的输出功率，虽然这样的低功率使得信号十分微弱，但他通过反复试验，找到了最佳的发报时间和技巧。

由于上海与延安之间的距离逾千里，加之复杂的地形和众多的电磁干扰，李静安必须精确控制发报的时间与频率。他发现在夜深人静的凌晨时分，电磁干扰最少，敌方的侦察活动也相对减少，于是确定了每晚零点至四点作为最安全的通讯窗口。

夜幕下李静安夫妇会小心翼翼地起床，调整房间中的照明，将25瓦的常规灯泡更换为仅5瓦的小灯泡，并在其外罩黑布，确保光线不外泄。同时他们在电键的触点处贴上薄薄的纸片，以减少操作时发出的声音。正是依靠这种严密的操作，李静安能够持续保持与党中央的秘密联系。

1947年夏，由李克农主导的“中央社会部”在延安的贺龙中学挑选了一组青少年学生，这些学生被选中接受秘密通信训练，以支持解放区的报务操作。选拔标准异常严苛，仅有极少数表现优异的学生能够入选，其中年仅15岁的苏采青幸运地成为了这批学生之一。

苏采青与同学们被送往军委三局的通信营进行集中培训，目的是让他们迅速掌握必需的报务技能。在这段训练中，苏采青显示出了难得的毅力和学习热情，她每日与摩尔斯电码中的36个符号不停交流，尽管训练艰苦而单调，她依旧坚持不懈。

在1947年那个严冬，苏采青和她的同学们被迫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教室中继续她们的电码训练。尽管手指冻得通红，有时还起了冻疮，她仍坚持训练，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坚持和勇气。

到了1948年夏，训练结束，苏采青随解放军总部驻扎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通信需求急剧增加，报务员严重短缺，苏采青便被安排在全军总电台实习。

凭借其出色的技术和表现，苏采青迅速成为第一位获得“独立上机”资格的学员。辽沈战役期间，她负责与东北野战军的通讯任务，因出色完成任务，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重视。同年11月初，苏采青被调至中央社会部“地方组”工作。

“地方组”虽然是一个公开的名字，实质上是一个高度机密的部门，称为“党台”，专门负责与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联络。苏采青在“党台”的首个任务是与一个上海的地下电台保持联系。出于保密考虑，报务员之间的信息极为有限，只知道联络的频率和信号呼号，绝对禁止询问对方的个人详情。

尽管初次联络时她对对方报务员一无所知，苏采青能够通过其熟练的电报手法感受到对方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手”。这位老手正是李白，李白很快察觉到远在1200公里外的苏采青是个初学者，尽管抄报时会有些小错误，但他并未表现出不耐烦。相反他利用自己的技术经验，在电波中慢慢引导和帮助苏采青，使她的技能迅速提升。

每次联络若上海的电文不紧急，李白总是让苏采青先发电报，以此锻炼她的发报技术。如果苏采青发报速度慢，李白就会耐心提示：“quickly”，这段师徒间的交流仅维持了短短两个月。

1948年12月的一次夜间通信中，李静安被国民党特务团队捕获。就在被捕前，他向延安发送了最后的电报：“同志们，永别了。”知道国民党特务已经将他们的居所包围。这位无畏的地下党员，在面临绝境时，还是坚持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完成最后的密报发送后，他与妻子赶紧将他们的小女儿安置到了信得过的邻居家中，他们随后迅速将所有的通信设备和敏感文件销毁，以免落入敌手。

不久之后夜色中的门扉被踹开，李白和他的妻子被多名武装特务粗暴地带走。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刑讯逼供。他们用钳子折磨他的指甲，将竹签钉入他的指间，叠加的老虎凳上砖块达五块之多，还不断灌食辣椒水，甚至用烧红的木炭烙他的肉体。每次昏迷，李静安都被冷水激醒，继续承受折磨。尽管痛苦无比，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不泄漏任何信息。

为了试图瓦解李静安的意志，特务们将他的妻子裘慧英带到刑讯室，企图利用其影响让他开口。面对满身伤痕、状况凄惨的丈夫，裘慧英虽心如刀割，却坚强地忍住泪水，以坚定的眼神告诉李静安她的支持和爱。最终，由于缺乏确凿证据，特务们不得不放走了裘慧英。

1949年5月初，随着解放军大举南下，蒋介石的政权岌岌可危，上海的解放已成定局。5月7日深夜，国民党的指挥官下令对所有拒不投降的共产党员施行极刑。李白在被秘密押送至浦东戚家庙的路上，依然保持着沉默与坚定。在那里，他和其他几名同志一同被秘密处决，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夜。

随后她投身于渡江战役的电报联络任务中，努力实现李白未竟的事业。苏采青的电报工作持续至抗美援朝谈判期，其卓越表现赢得了同僚们的广泛赞誉。

直至2005年，苏采青在一份旧报纸上偶然读到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题为《永不消失的电波-----李白》。文章中描述的英勇事迹令她感到似曾相识，她将这篇文章仔细剪下，并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

2008年，李白的英雄事迹开始广泛被媒体报道。当年李克农将军要求查明李白的下落的电文也公之于众。作为前中央社会部的报务员，苏采青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李白已经在上海解放前夜壮烈牺牲。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白在敌人冲破大门的危急时刻发送了最后一条电报，声称自己已经预见到新中国的曙光。这显然是电影创作的虚构，真实的李白在那样的境地中根本无暇这般表达。历史的还原需要坚持客观真实。到了2010年晚些时候，李白的故居被改建为纪念馆，苏采青专程前往，心情激动。

在李白生活过的阁楼内，苏采青面对烈士的遗像，久久地驻足不肯离开。她情不自禁地使用桌上的电报机键入了那三个“V”字电码——这是李白62年前发给她的最后消息。

曾经只有16岁的少女，如今已是银发苍苍的老人。两位只通过电波交流过的战友，终于在此刻，跨越时空的隔阂，在这片充满回忆的地方相聚。苏采青的眼中充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