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朗本名王严，字景兴，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北）人，汉灵帝时期“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老师杨赐去世，王朗服丧去官。后来应陶谦的察举茂才，为治中从事。汉献帝时为会稽太守，后于兴平元年（194年）被孙策打败。建安元年（196年），应曹操的征辟到许都，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后来，先后任职为军祭酒兼魏郡太守、大理、御史大夫。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废汉称帝，王朗改任司空。这时，他和司徒华歆、太尉钟繇并为三公。太和元年（227年），魏明帝即位，王朗任职司徒。于太和二年（228年）病逝。从汉灵帝到魏明帝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王朗经历了汉魏皇权禅代的巨变。而在这四十多年里，王朗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在汉魏之际的四十多年来，王朗在一开始是忠于汉室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使得王朗逐渐地忠于曹魏政权。在汉魏之际的四十年间中，王朗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

王朗在汉灵帝和汉献帝初期忠于汉室皇权，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所致。

1、忠于汉室

汉献帝时， 王朗曾有一段时间是忠于汉室的。“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王朗用勤王之策术说服陶谦归顺朝廷，从这件事证明王朗是忠于汉室的。“孙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王朗认为自己身为汉吏，应该为保护城池和孙权进行战斗，这件事证明了王朗是站在汉室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汉晋春秋》曰：孙策之始得朗也，遣让之。使张昭私问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王朗在面对孙策的授予官职时，宁死不屈的态度，正是说明了王朗忠于汉室的态度。

2、忠于汉室的原因——汉王朝四百多年的影响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董卓之乱之后，东汉皇室的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但是由于汉室四百多年的忠君教育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推崇，使得当时有一部分士人还是心向汉室。袁宏说：“汉自桓、灵，君失其柄，陵迟不振，乱殄海内，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刘氏之泽未尽，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因此在袁术想代汉自立时，受到了幕僚的劝阻。甚至在袁绍想攻打曹操，沮授还以“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来劝阻。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即使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一部分士大夫还是忠于汉室的。因此，他们想恢复汉朝的统治，就必须和当时实际的当政者进行合作。

荀彧

荀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后汉书・荀彧传》记载：“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荀彧在对袁绍和曹操相比较之后，他认为曹操更能够实现汉室复兴大业。这件事说明， 当时荀彧选择曹操是因为觉得曹操能恢复汉室大业。三国时期的名士刘备也自称汉室后代。“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这句话间接点名了刘备是汉室的后代，具有招呼士人的权利。这些表明，汉王朝四百多年国祚的影响使得当时汉室正统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标志着儒家学说成为官学。汉代统治者以儒家的忠、孝、廉等标准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这就造成了儒家思想在世人中广泛流传。因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末年的三百多年间，儒家思想的忠孝观念深入人心。因此，一些士人特别是儒家学士按照儒家的思想要求自己忠于汉室。王朗是儒家思想家杨赐的学生，正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在初期王朗是忠于汉室的。

1、王朗明哲保身的立场

随着汉王朝的崩溃和曹氏父子的专权， 王朗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其开始积极投入到汉魏禅代的权术斗争中。建安十五年（210年）五月丙申，汉献帝派遣御史大夫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时，王朗曾上书劝曹操称魏公。“《魏书》载公令曰：‘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后三让。于是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劝进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兴，封秩辅佐，皆所以褒功赏德，为国藩卫也。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余年，书契已来，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业，高枕墨笔，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过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据八百诸侯之势，暂把旄钺，一时指麾，然皆大启土宇，跨州兼国。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贤臣圣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汉帝明制。今比劳则周、吕逸，计功则张、吴微，论制则齐、鲁重，言地则长沙多；然则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赏，犹怀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诸将，幸攀龙骥，得窃微劳，佩紫怀黄，盖以百数，亦将因此传之万世，而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攸等复曰：‘伏见魏国初封，圣朝发虑，稽谋群寮，然后策命；而明公久违上指，不即大礼。今既虔奉诏命，副顺众望，又欲辞多当少，让九受一，是犹汉朝之赏不行，而攸等之请未许也。昔齐、鲁之封，奄有东海，疆域井赋，四百万家，基隆业广，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勋，立一匡之绩。今魏国虽有十郡之名，犹减于曲阜，计其户数，不能参半，以藩卫王室，立垣树屏，犹未足也。且圣上览亡秦无辅之祸，惩曩日震荡之艰，托建忠贤，废坠是为，愿明公恭承帝命，无或拒违。’公乃受命。”在汉魏禅代时，王朗并没有和杨彪、孔融、荀彧等反抗曹魏政权，而是和积极支持禅位的华歆等劝说曹操接受魏王的称号，并建立魏国。因此从王朗对汉魏皇权禅代这件事的态度来看，当时王朗的心态转变了，其由不适应汉魏皇权禅代到积极响应的心态。

但是曹操在一次宴会上，开王朗的玩笑时 ，“太祖请同会，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会稽折秔米饭也。’朗仰而叹曰：‘宜适难值！’太祖问‘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这句话说明在王朗回到中原后，仍旧对自己投降孙策的行为感到羞愧。由此可见，王朗在曹操执政时期，是处于忠君和背叛的徘徊期。这段时间，王朗持有明哲保身的立场。

2、转变的原因——东汉王朝的崩溃和曹操对待反对者的态度

从东汉皇帝的在位时间可以看出自汉殇帝时，东汉皇室的衰落。汉殇帝、汉冲帝、汉质帝都仅在位一年，而在东汉后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仅是在位二十二年的汉灵帝。东汉后期的皇帝基本上是在三十几岁驾崩，这也就造成了东汉后期皇帝多童年即位。因东汉后期皇帝多童年即位、夭折、绝嗣，使得多位母后临朝主持政事。从汉和帝至汉灵帝时期分别有窦后、邓后、阎后、梁后、窦后、何后六位太后临朝，因此在东汉后期有一大部分时间是被外戚掌握政权。因为母后临朝而外戚专政，使得皇帝皇权衰落，皇帝只能依靠宦官，造成了在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政权。因为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使得当时忠君的观念被打压。从延熹七年（164年）第一次党锢之祸到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几十年间， 宦官对于党锢士人的压制，使得士人对忠于汉室的观念产生怀疑。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示意图

“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这是范滂在遭遇第二次党锢之祸的一段话， 足以说明当时士人在经历过两次党锢之祸后， 对于忠于汉室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这就给他们提供了背叛的理由。党锢之祸之后，黄巾起义的爆发将东汉王朝推向了分崩离析的局面。董卓之乱更是瓦解了当时中央统治的局面，使得建安元年（196年）出现许多割据势力。而这时的袁绍、曹操、刘备等都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掌握了实权，架空了当时汉献帝的权力。这就迫使那些想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士人只能通过投靠曹操等割据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士人在经历了党锢之祸和三国混战后，党人身上的那种“各奋死与之拄，虽灭宗族，有不顾焉”的为公无畏的崇高精神在他们身上已经淡漠了，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关注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现实，当时士人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王朗正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因此在面对汉魏皇权禅代时，选择了支持的态度。在曹丕时期授予司空的官职，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司空的官职，使得王朗的才能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因此王朗的政治立场在曹丕执政后发生了变化，促使其彻底地忠于曹魏政权。

随着曹氏父子势力的加强，汉魏皇权禅代的步伐逐渐加快。因此以荀彧和孔融为首的一部分人掀起了一系列反抗曹魏政权的行动。曹氏父子针对这些行动采取了严酷的措施进行打压。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曾上书劝曹操称国公，并赐九锡之礼，荀彧认为曹操是君子，不应该称国公。“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正是在荀彧死后的第二年，曹操称魏公，孔融也是因为反对曹操被以不忠不孝的罪名杀害，说明曹操对其反对者的高压政策。

正是在东汉王朝崩溃以及曹氏父子的高压政策之下，王朗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因此在曹操时期，王朗并不是真正地站在曹氏政权的立场上的，而是为了保全性命所采取的策略。与其相对的是在曹丕汉魏禅代之后，王朗为使其利益的实现和曹丕对其的重视，而彻底地站在曹魏的角度考虑问题。

1、王朗彻底地忠于曹魏政权

随着曹氏父子政权的稳固，王朗的政治立场从明哲保身的立场向忠于曹魏政权转变。汉延康元年（220年），汉献帝因众望下旨禅位于曹丕。“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祀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授禅位。”而这时王朗就曾和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及九卿上奏劝谏曹丕称帝。曹丕称皇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司空，而这时王朗因为拥护之功封乐平乡候。“文帝受禅，朝臣三公已下并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徒，而不进爵。 魏文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也？’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义形其色，亦惧陛下实应且憎。’帝大悦，遂重异之。”华歆和陈群在面对曹丕受禅时，面露不喜之色。这件事从侧面论证王朗当时没有露出不喜之色。这件事说明了，在曹丕受禅时，王朗的立场已经忠于曹魏政权，而在其好友许靖的劝谏中更能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王严

据《三国志・许靖传》记载：王朗与许靖书曰：“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与足下等，以足下聪明，揆殷勤之圣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陈平违楚而归汉，犹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荣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与事并，声与勋著，考绩效足以超越伊吕矣。既承诏直，且服旧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陈、足下之所见，则无以宣明诏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梦想之思，若天启众心，子导蜀意。诚此意有携手之期。若险路未夷，子谋不从，则惧声问或否，复面何由前后二书？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动于怀。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历观夷俗，可谓遍矣。想子之心，结思华夏，可谓深矣。为身择居，犹愿中土为主择居安，岂可以不系意于京师，而持疑于荒裔乎？详思愚言，速示还报也。”从王朗给许靖的信中，可以了解到王朗以为曹魏政权是正统，蜀臣应该归附。

《诸葛亮集》记载：王朗还曾在黄初四年（223年）向诸葛亮致信，劝蜀汉称藩。从王朗对其好友和诸葛亮的信中， 可以证明在曹丕称帝后，王朗已经彻底地忠于曹魏政权。

2、转变的原因——曹丕对王朗的重视和三国政权的确立

曹丕相对于曹操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因此曹丕在面对以王朗为代表的士人时， 采取赏赐高官厚禄来获取这些人的支持。“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裨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受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朝会引见。”曹丕为了获得以杨彪为首的这一批士人的支持，对杨彪赏赐高官以及对其同门弟子王朗的重视。

王严

曹丕禅代后担任司空，与当时的华歆同时位列三公。“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这件事说明曹丕对王朗的重视，使得王朗更加忠于曹魏政权。魏明帝时期，王朗劝谏不宜大修宫室和子嗣的问题，这都说明了当时王朗对曹魏政权的绝对忠诚，也间接表明了魏明帝对王朗的重视。曹丕以及魏明帝对王朗的重视使得其对曹魏政权的忠心进一步深化。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与刘备、孙权战于赤壁。“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曹操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出现了苗头。曹丕受禅的第二年，刘备称皇。“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三国时期的另一个霸主——孙权，“黄龙元年，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皇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至此三国正式鼎立。三国政权的正式确立，为以王朗为代表的士从明哲保身的立场向忠于其效忠的国主的立场转变提供了机会。

王朗的政治立场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建安年间之前，是忠于汉室的；第二阶段是在曹操执政时期，也就是建安年间，从忠于汉室转变为明哲保身的立场；第三阶段是在曹丕受禅之后即建安年间之后，从处于徘徊期到彻底地忠于曹魏政权。王朗这种政治立场的转变并不是单一的， 其代表了当时的一大批士人的思想。正是由于以王朗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这种观念的转变，巩固了曹魏政权，促进了魏晋年间清谈玄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