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是集中举行，童生考试在县学即可，但乡试一般都在贡院考试，也就是省城或者一省的中心城市，会试和殿试则需要到京城参加考试。古代没有汽车、火车，参加考试只得考步行或者乘舟，这对广大学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且花费不菲。

那学子赶考到底需要花多钱呢？

童生考试只省城需要在县学考试即可，全县的学生往来也不会太远，尚没有大问题的。但童生之后的考试所需要的赶考费用就大幅提升了。

乡试的资格考试名为：科考，一般都在县城或者府城进行，由朝廷派来的提学官负责。但有些省份面积比较大，州府县比较多，提学官下到每个县去考试根本不可能，考试政策又主要是提学官指定，规定学子到一地集体考试也会大大减轻自己的负担，所以就出现了吊考，也就是把一个或者几个府的学子集中到某地进行考试。

比如琼州府下辖3府10县，但提学官只设置了雷州一个考试地点，数千考生只能齐聚雷州参考。有的考生需要行二三百里，有的需要行四五百里，不仅如此，还需要从海南岛海到雷州半岛，中间需要跨海，遇到风浪则随时有殒命的危险。而一些海寇则乘机驾船拦海劫掠，富有者被洗劫一空，还要被绑架勒索财物，穷困者则很有可能性命不保。

这种被打劫的情况屡见不鲜，小说《醉醒石》中记载了一次被强盗抢劫的过程，虽为小说杜撰，但其过程描绘得栩栩如生。

赶考，一个人基本上是没办法完成的，因为外出考试需要时间长，要准备衣物、食物、书籍、雨伞等必备物品，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已经很重了，让一个文弱书生背着这么重的东西去赶考，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仆人和一头牲畜是标配。牲畜可以是骡子，也可以是马匹，总之可以驮重物就可以了，仆人则可以照料考生的起居，让考生可以更轻松地应对考试。从廉州到雷州考试的学子每位科考士子雇马一匹需费银1两，雇仆人一名需费银1两，合计需要2两银。

这尚属于一些比较近的考试，一些特殊地区的考生参加一次考试堪称一场生死考验。明初在辽东未设置考点，辽东的学子需要从跨海去山东参加考试，后来水路不行，只得陆上绕道而行，往来一次考试需要步行六七千里，在路途之上需要耗时四个多月。后来才改在了更近的京畿附近考试。

而贵州起初同样也没有设置考点，贵州的考生只能前往云南参加考试，贵州府距离云南1500里，最远的黎平府距离5000里，参加一次考试来回就得步行万里。云贵地区地形复杂，山地多而平地少，给考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很多考生只得卖家产，或者借贷来参考，而路途劳累加上水土不服，往往又容易引发疾病，很多考生不得不半途而退。所以后来官员们的请求之下，才在贵州设置考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在江南一些地区，因为有运河，倒还方便一些，但去京城参加会试，在路途之中仍然要花两个月之久，其中的吃穿用住都是要花钱的。而且每名考生因为所带干粮、书籍、衣物、鞋子、雨伞等物品加起来的重量远超百斤，所以必须配备仆人、骡马。从南直隶到北京赶考，一匹马和一个仆人来回需要花费半年时间，马匹的费用在1两，而仆人的费用也要1两。

当然，如果考试距离并不是太远，而且家境殷实，也可以雇佣轿夫，但轿夫也会时常以欺诈的手段来蒙骗学子，万历时人张应俞载这里有一段关于雇佣的轿夫的真实记录：城西驿上至建溪约有120里，平常轿价是一钱六分，遇到路上行人较少的时候，则为一钱二分。便五里一放，约定价格之后，每隔5里轿夫则放下，让轿内人走一会儿；遇到下坡又放下不抬，又让轿内人步行。大抵坐轿三分之一需要步行。如果遇到考试时期，应试士子归家，轿价便涨价至二钱四分，最少也要二钱。而且要先给银两。银两到手之后，轿夫抬上不到20里，就以一分一铺转雇他人来抬。接替抬轿者，仍旧五里一放，说：“我没拿你那么多钱。”士子不得已，只能又加钱。

而赶考最为困难的是会试，因为其他考试在州府即可进行，会试则需要到京城参加考试，路途更加遥远。

在唐朝之时，荆州学子刘蜕家在荆州，距离长安接近四千里，即便按照日行60里来计算，往年即需要约半年时间，因为他家境一般，所以还要在路途之中花两个月来挣取衣食之费用。

遥远的路途给考生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一些学子不得不忍痛放弃科举。龚炜是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位名士，善经史，工诗文，著有《巢林笔谈》一书，他前后参加科举20来年。这一年，又到了去北京考试，他与两名内弟结伴同行赶考。龚炜家住昆山，遂由大运河北上，这是当时最快，也是最舒服的赶考方式。开始之时，龚炜与同船人相谈甚欢，到了济宁，舍舟从陆，龚炜开始有些水土不服，到了东平，症状开始加重，渐渐陷入昏迷，并且吃不下饭，见到食物就呕吐，两名内弟一商量，决定一人先行，留一人带着龚炜慢慢前进。到了梁山之时，龚炜病情更加严重，有性命之忧，护送他的内弟决定放弃考试，护送他回昆山。龚炜这才算捡回了一条命，自此以后，他自绝于仕途，不再参加科举。

而一些没有钱的学子，为了节约赶考费用，不得不采取各种能够想到的办法。清朝康熙三年（1664）甲辰科的状元严我斯，是浙江归安人，家境很一般。他在顺治十一年（1654）到杭州去参加乡试，归安距离杭州并不远，所需路费并不多。但贫穷的严我斯为了省钱，搭了一艘粪船前行，由于没钱，所以就随身带了一筐饭，每餐就在粪船吃饭。由于船上的臭味太大，他只能选择坐在船头迎风而坐。

我们都知道明清时期的科举都是三年一考，但科举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唐朝和宋朝初期都是一年一考，而到了英宗治平三年（1066）改为三年一考。之所以要这样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路途遥远，学子们过于辛劳。贵州去参加北京会试，来回加在一起差不多需要一年左右，开支大多超过30两，非富豪之家，是不可能承受这个费用的。

以上种种已是压在考生身上的重担，让各路考生苦不堪言，但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更让考生们猝不及防。

到了明末，民不聊生，战乱频发，粮食价格猛涨，考试的费用也大幅提升，如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会试，都御史李邦华就说，此时天下已经大乱，各处兵荒马乱，赶考的费用暴增，为数年钱的几倍，每名学子至少要花费200，不要说贫穷人家，就是很多小康之家亦不能承受。一场考试需要花费200两银子，这对大多数考生来讲，都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清朝初期延续明朝的制度，会试在每年的二月八日进行，但要求考生要在一月下旬就进行报到，根据距离的远近，各地的考生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出发。直隶的考生可以在十二月出发，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的在十一月出发江南、浙江、山西、湖广十月出发，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处则九月出发，无论是十二月还是九月出发，都意味着将要在路途上过冬，考生们不得不忍受着严寒和风雪进京赶考。二月的北京城依旧很冷，如果恰好遇到闰月，那就恰逢寒冬，所以在雍正五年为闰三月，雍正皇帝将会试推迟一个月进行。到了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干脆将三月举行会试设为定制，这对广大的考生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因为考试的号子里面将更加温暖一些。

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冬天那么冷，会试为何不改在夏季举行？因为夏天会更麻烦，在古代，缺乏有效的水利措施，各项地质灾害频发，尤其是水灾，给赶考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湖广地区河流、湖泊众多，而所有的学子都要到武昌参加考试，八百里洞庭湖，泛小舟而渡，遇到风浪则有倾覆之险，再加上盛夏炎热，很多考生都裹足不前。最终导致湖北的考生往往过万人，而湖南的考生则不足三千人，最后清廷在雍正元年（1723）下令，在湖南分设考场，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决口，导致众多学子无法如期参考，参加乡试的嘉庆六年辛酉科顺天府乡试、道光十一年辛卯科江南乡试都因此延期一个月进行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