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罗马灭亡的原因
东西罗马帝国差异显著的经济水平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在米兰去世。
皇位继承人是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狄奥多西向孩子们托付后事的时候，把帝国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在那之前，帝国也曾在东西两个地方实行过分割统治，可那时的罗马帝国就像是合众国一样，始终属于一个整体。可是这次的分割统治，结果就是分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个国家。
东罗马帝国由长子阿卡迪乌斯（395—408在位）统治。
西罗马帝国由次子霍诺里乌斯（395—423在位）治理。
当时阿卡迪乌斯18岁，霍诺里乌斯11岁，两个人都远远达不到当皇帝的年龄，尤其是弟弟霍诺里乌斯堪称年幼了。
而且，由于国家本身的条件所限，西罗马与东罗马相比，在军事、经济、人口数量、人才方面都不如东罗马，其中最为致命的弱项就是经济低迷，导致连雇佣兵也雇不起，军事实力得不到提升，结果异族入侵的势力就越来越猖獗。
当时的西罗马帝国经济正在恶化。市场本身正在缩小，商业活动不再开展到地中海全域，而仅仅在“州”或是州中更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人口多的话经济还能运转，但是西罗马的人丁稀少也是导致经济能力低下的原因之一。
人口一旦呈现负增长趋势，城市中富裕阶层的税金负担就会增加，富裕阶层便会逃离城市，移居农村。结果，城市由于富裕阶层的逃离而变得冷清，农村即使迎来富裕阶层的定居也无法持续发展，西罗马的国力也在加速衰退。
另外一边的东罗马帝国还在正常运转着。
东罗马的都市富裕阶层能够利用海路开展经济活动，这一点很幸运。他们将四处收集来的东西，通过船只向更大范围输送，即使人口有所减少，东罗马也能保持经济的繁荣。
于是罗马的经济重心完全向东边转移了。
西罗马帝国在狄奥多西死后不到100年就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在那之后还延续了将近千年，由此可见帝国的命运与都市的经济繁荣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年幼的皇帝，低迷的经济。在这种状况下支撑着西罗马苟延残喘的人，是从狄奥多西时代开始就被重用的日耳曼将军——斯提里科[插图]。
斯提里科被任命为霍诺里乌斯的监护人，他辅佐幼帝期间时而与异民族战斗，时而拉拢异族人民，让他们参与到西罗马帝国的复兴建设之中。
可是，斯提里科囿于自己是日耳曼人的身份，始终不得人心，最后有谗言称他和敌人日耳曼人互通有无，导致他于公元408年被判处死刑。
斯提里科死后不久的公元410年，因为西哥特王阿拉里克的攻击，西罗马帝国遭受了首都罗马城被占领之苦。虽然敌人仅仅大肆抢夺了一番，就离开了罗马城，但是罗马却受到了重创，甚至还有研究者认为这个时候的西罗马已经名存实亡了。
罗马在公元前4世纪初也曾被凯尔特人占领过，但所幸当时有“罗马第二位建国者”——卡米卢斯的顽强奋斗，使得罗马被夺回并加以重建。日后即使罗马成为了帝国，即使罗马人不会忘记自己历史上曾受过的屈辱，可他们也的的确确再次遭遇了同样的屈辱。
罗马城本应成为永远的首都，却轻易地被西哥特人大肆蹂躏。面对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罗马人开始谴责基督教。
虽然狄奥多西时代已经下令禁止供奉异教，但当时的罗马仍然潜藏着很多非基督教徒。异教徒中有人对基督教发难道：“就是因为基督教的普及，罗马才遭受到这样的待遇。”
其实在这个时期，被誉为“古代最大的教父”的奥古斯丁[插图]，撰写了《三位一体论》《上帝之城》等宣扬基督教正当性的著作，可这些书的撰写背景就是基督教受到了非难，所以不得不著书立说来拥护基督教。
不久前蹂躏罗马的阿拉里克在书中被称为“西哥特王”，但实际上此时的西罗马内部，也已经诞生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独立政权。
自从日耳曼人大迁徙后，曾经苦于人丁稀少的罗马军，成为了大量进入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的收容所。加入了罗马军的日耳曼人，有的会成为军队的干部，有的甚至会当上最高司令官。斯提里科等人算是平步青云的典型吧。
阿拉里克过去也曾在罗马军旗下担任哥特人部队的队长。当时的战斗残酷激烈，然而他只能得到很少的回报，于是心怀不满的阿拉里克，向罗马军举起了叛旗，并以西哥特王的名义起义。
阿拉里克以王之名，吸引居住在罗马的哥特族人聚集到一起，他们作为一个大集团，糟蹋和强夺土地，最终为了寻求安居之地而定居在了罗马领地内，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建立起了西哥特王国。
同样，汪达尔人远渡北非，建立汪达尔帝国；波尔多人占据高卢中部；盎格鲁—撒克逊人自不用说，占据不列颠；法兰克人选择了高卢北部；伦巴第人以北意大利为领地。虽然各国面积都不大，但各民族国家都是在西罗马帝国的地盘中建立起来的。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终于迎来了生死存亡最后的关头。日耳曼雇佣兵队长——奥多亚克[插图]（Odoacer或Odovacar），逼迫西罗马帝国的少年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插图]（公元475—476年在位）退位。此时的罗慕路斯已经没有皇帝的实权了。真正的当权者是日耳曼人雇佣兵部队。
逼迫罗慕路斯退位的奥多亚克并没有就任皇帝的位置，而是将帝位返还给了东罗马帝国。仅仅废黜皇帝却不弑君，还把皇位还回东罗马，奥多亚克的行为，从让罗马合为一体的意义上来说，也许算得上是复兴罗马帝国。
退位的罗慕路斯后来怎么样了呢？笔者只知道他移居到了那不勒斯湾沿岸，但之后的情况如何、什么时候去世都没有留下记录。
罗马建国者是罗慕路斯，见证西罗马帝国之终结者也是罗慕路斯，真是不可思议的巧合。
至于哪个时间节点可以视作“罗马帝国的终结”，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如前所述，有人认为罗马是在被日耳曼人蹂躏的公元410年实质性地终结了，但一般还是以公元476年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退位为准，即将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间视为罗马帝国之终结。
当然，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会一直维持到15世纪，直到奥斯曼帝国将它消灭为止。然而，自西罗马帝国灭亡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不是“罗马人的帝国”了，也不再是“罗马帝国”了，正如后人所言，它应该被称为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
东罗马帝国的末日
起初，东罗马帝国的经济条件优于西罗马帝国，它能够在防止外敌入侵的同时继续保持繁荣。
此外，拥有一位优秀的皇帝，也是东罗马帝国繁荣的主要原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查士丁尼[插图]（483—565/527—565在位），因为他成功地夺回了包括罗马城在内的意大利半岛。
然而他38年来的漫长治世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最痛苦的经历是在他治世的第五年（公元532年）发生的“尼卡之乱”。
“尼卡之乱”爆发的契机是战车比赛后产生的骚动。骚乱蔓延到整个君士坦丁堡市内，一部分反对皇帝政策的元老院议员和暴徒勾结，高举拥立新皇帝的旗帜，使得君士坦丁堡的街道民不聊生。
暴动持续了好几天，查士丁尼都无法从宫殿里出来。
暴徒们破坏了许多包括教会在内的壮丽建筑物，夺走了大量他人的财物。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建造的哈吉亚·索菲亚大教堂也在此时被破坏。富裕的市民害怕被卷入暴动，就把财宝堆上船逃到亚细亚。暴动之下，皇帝的宫殿被袭击也只是时间问题。
查士丁尼也考虑过退位离开此地，但皇后狄奥多拉[插图]劝阻了他。
狄奥多拉是从一介舞女变成罗马帝国皇后的女性。她以能干而著称，一直在背后支持查士丁尼的统治。这时，狄奥多拉也以毅然的态度，对想要逃走的查士丁尼说：“我觉得‘帝衣是最棒的死亡装束’这句古话是正确的。”
查士丁尼听了狄奥多拉的话为之振奋，命令军队镇压暴动，总算成功平息了暴动。
这次暴动成为了转机，查士丁尼开始积极经营帝国。镇压叛乱后不久，查士丁尼开始重建哈吉亚·索菲亚大教堂（现在的阿亚索菲亚博物馆）等被破坏的街道，第二年他以复兴伟大的罗马帝国为目标，开始征服周围的各国。
首先，他消灭了非洲的汪达尔王国，从西哥特王国手中夺回了希斯帕尼亚南部，然后在公元554年，终于夺回了包括罗马城在内的意大利半岛。
但是，荣耀时刻并没有持续很久。
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后，日耳曼系的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不久北非和希斯帕尼亚的南部也被夺走，罗马帝国再次回到了原来的东罗马帝国的范围。
长达20年的查士丁尼的领土扩张战争，虽然只是带来了一时辉煌，但对罗马却意味着再现的荣耀。只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东罗马帝国损失了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很多士兵的生命。而且，在查士丁尼的治世期间瘟疫流行，帝国已经没有体力继续维持下去了。
从那以后，东罗马帝国在15世纪之前，一直保持着帝国的姿态。但是，从9世纪左右开始，由于斯拉夫人的入侵，领土逐渐被剥夺，虽然君士坦丁堡勉强维持着繁荣，但是帝国整体实力明显在下降。
特别是从11世纪后半期开始，东罗马与十字军[插图]（The Crusaders）摩擦不断，一度使首都君士坦丁堡陷入濒死状态。东罗马于公元1261年打败了拉丁帝国，虽然时隔57年恢复了首都，但它仍在为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侵略而烦恼。
然后，公元1453年4月，奥斯曼王朝土耳其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十多万大军包围了君士坦丁堡。此时东罗马帝国军队仅仅只有7000人。君士坦丁十一世（1405—1453/1449—1453在位）率领的罗马军持续抵抗了两个月。穆罕默德二世为了保住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生命，表示愿意承认其财产和对莫雷亚斯的占有，劝他投降，但是君士坦丁十一世却拒绝了。
5月29日凌晨，当得知奥斯曼军队突破了城墙后，君士坦丁十一世便脱去了皇帝的华服，说道：“神啊，请救救想要逃走的人。想赴死的人请和我一起战斗下去。”据说他说完就投身于城中奥斯曼军队的人流之中。
至此，从罗慕路斯建国（前753年）算起，长达2206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结束。
罗马的诞生及罗马解体后的“三个世界”
在罗马帝国诞生之前，全球范围内存在“东方世界”“希腊世界”“拉丁世界”这三个世界。
以拉丁世界为中心的罗马统一了这三个世界。然后“罗马帝国”作为一个世界应运而生。
而罗马帝国的世界不久后就分裂成了“伊斯兰教的世界”“希腊正教的世界”和“天主教的世界”。新诞生的三个世界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东方世界曾经的区域变成了“伊斯兰教的世界”，希腊世界曾经的领地变成了“希腊正教的世界”，拉丁世界以前的地方变成了“天主教的世界”，世界的名称变了，然而我们知道在同样的地方依然存在三个世界。
为什么在同样的地方要构筑新的世界呢？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这一切源自“语言上的差异”。
“东方——伊斯兰教世界”基本上是使用阿拉米语、叙利亚语（后来的阿拉伯语）等闪语族系语言的世界。
“希腊——希腊正教世界”使用的是希腊文。
“拉丁——天主教世界”在原来的拉丁文中，加入了同样属于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
于是乎，以“语言”为基础，罗马帝国解体，再次分裂成与原来的东方、希腊、罗马同样位置的三个世界。
如此想来，就能明白为何这三个世界中，“希腊——希腊正教世界”最好地继承了古代元素了。因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罗马崩坏后，它都沿袭了希腊文，所以才便于它以古老的形式继承文化上的东西。
古罗马帝国的通用语是拉丁文，但狄奥多西上台以后的东罗马帝国，希腊文被作为通用语使用。7世纪以后的东罗马帝国虽然有着“中世纪罗马帝国”的性格，但因为使用了希腊文，所以在继承古代世界文明的同时，它也能很好地适应中世纪的时代。
此外，“拉丁——天主教世界”虽然是以讲拉丁文的罗马世界为基础的，但它毕竟是日耳曼语系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世界，所以没有像希腊世界那样实现统一。
最终法兰克王国会成为盟主，是因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分裂成了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法兰克王国等几个国家。即便如此，他们也继承了相同的“罗马式遗产”：一个是天主教，另一个是法律。
西哥特王国在罗马法中，融合了符合西哥特人习惯法的内容，制定了成文的西哥特法典，日耳曼各国也相继颁布了成文法典。
日耳曼诸国，一边努力融入拉丁人，一边遵从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地位，最终，它们得到了罗马天主教的承认，以神圣罗马帝国的身份又被其他国家吞并了。
有一句话耳熟能详：“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大帝。”因为公元732年，法兰克王国受到了倭马亚王朝的伊斯兰的攻击，以这场图尔（普瓦蒂埃）[插图]战役为契机，欧洲各国开始形成以法兰克王国为中心的团结力量。
神圣罗马帝国[插图]（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诞生的背景是，罗马教皇统一了天主教各国，于是天主教国家与伊斯兰教的世界平行存在于世。
也有研究者认为，图尔战役是神圣罗马帝国诞生的契机，在这场战役打响之前，都属于古代末期。
关于古代末期的时间节点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说，就像罗马统一三个世界需要漫长的时间一样，罗马解体成为新的三个世界，也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吧。
古代末期也并不是单纯的衰退期，也可以理解成被罗马统一了的世界又再次复归原位，分裂成三个世界，这或许也是构筑新世界的过程。
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交响曲《古代末期》
最后笔者想探讨在研究罗马史时绕不开的问题——“为什么罗马帝国终究趋于覆灭？”
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此问题不仅对笔者这种历史专业研究者有价值，想必对历史爱好者来说，也意义重大。至今为止有很多人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在他们设定的“剧本”中，存在日尔曼人、基督教、人口减少、气候变化、基础设施恶化、铅中毒等多种多样的原因。据某研究人员称，将此前总结出的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详细分类的话，可以达到210种。而且，所有的原因都是有凭有据，不是想当然的结论。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
因此，本书会将各种各样的详细原因移交给各自领域的专业书籍，只从大的视角来考察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有句话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太过关注细枝末节的话，就会迷失全局。
笔者想要尝试将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交响乐《古代末期》的乐章来演奏。从古代到中世纪，我们可以将罗马帝国巨大世界分裂的过程想象成“旋律”。
交响曲《古代末期》的第一乐章是《罗马帝国衰亡史》。
这段历史以吉本为代表，将罗马的终结视为帝国衰亡的旋律。导致衰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经济衰退。毕竟当时的罗马面临人口减少、基础设施恶化的趋势，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巅峰不再后一定会面临的问题。
第二乐章是《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在京都大学专门研究西洋古代史的南川高志先生，有部同名标题的著作《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笔者以此为灵感，将罗马这个国家的衰败视作异民族问题来看待。
最后的第三乐章，并不是把罗马的灭亡看作一种“衰亡”，而是作为文明的“变质”谱写成歌。这里最重要的主题是罗马人的“变质”。当初遭遇镇压的基督教为何又被接受了，对待异民族怀有宽慈之心的罗马人为何变得判若两人？笔者会试着将罗马人的变质，作为从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一种文明变质来看待。
罗马帝国的灭亡，既是一个国家的衰亡，同时也是新时代诞生的序曲。我想从交响曲《古代末期》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历史其实就是人类日复一日度日营生的最终产物。
交响曲《古代末期》第一乐章《罗马帝国衰亡史》：经济的衰退
公元前146年，罗马战胜了自己的宿敌迦太基，但是由于男性劳动力被征为士兵了，农田荒废，经济贫困的农民纷纷放弃耕地，城市里无产者激增。
农民们放弃的农地被富裕阶层所拥有，产生了“奴隶制大地产所有制”。支撑这一切的是作为劳动力的奴隶。
把奴隶当作劳动力使用，并不只是罗马这么做。古代地中海世界基本上都是奴隶制社会。
那么，奴隶是如何获得的呢？主要的供给源是战争俘虏。
也就是说，在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的时候，在奴隶制大地产所有制这一新的经济系统诞生的背景下，由于长期的战争导致耕地的荒废和农民的贫困，再加上罗马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的战争战俘，都是造成奴隶过剩的原因。
但是，进入帝政期后，到了被称为“Pax Romana”（罗马和平）的时期，由于大型战争减少，奴隶开始短缺。
在此期间，罗马也在进行着战争，但那是为了守卫国境，没有牵涉到新的奴隶的供给。奴隶的短缺，和奴隶制社会中劳动力的减少是同义的，因此对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虽然奴隶的供给量大幅度下降，但奴隶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至少在得不到战争俘虏以后，罗马陷入奴隶枯竭的状态大约还需要400年的时间。
有人会说“奴隶的孩子满足了新的需要”，但是那是不现实的。
因为产生奴隶的孩子，需要大量的女奴隶。当然，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女奴隶。但是，为了满足生孩子的需求，需要和男奴隶数量相同或更多的女奴隶。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孩子能度过婴幼儿期长大成人的概率非常低。比如，五贤帝最后的皇帝马可·奥勒留虽然生下了14个孩子，但平安度过婴幼儿期的只有六个人，不到一半。
就连被赋予最佳环境的罗马皇帝的孩子都如此，很容易想象，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成长的奴隶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率是相当低的。
而且，奴隶原本就是战争俘虏，所以大部分都是男性。像迦太基陷落时那样，把一个城市的居民全部当作奴隶的情况下，女性也是有的，但是作为劳动力，男性更好用，所以奴隶的男女比例中，男性数量有压倒性的优势。
在这个得不到战争俘虏的时代，如果奴隶的孩子不是供给源的话，那么在400年间，罗马的奴隶制是由什么支撑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的题目。
我以《薄暗的罗马世界》为题，论文的结论是“弃子”。
其实罗马有很多“弃子”的事例。
把这些弃子作奴隶来卖的话，估计会产生相当多的奴隶。当然，要想使之可行的话，就必须要有专门的奴仆商人，他们收集弃子，教育弃子听主人的话，在提高了奴隶价值的基础上再进行贩卖。
这是我的假说，但并不是单纯的想象。奴隶商人为了抚养弃儿而雇佣奶母的契约书，以及当时记载了养育孤儿的纸莎草文书，都确实被发现了。
直到斯巴达克斯时代（公元前1世纪）频繁发生奴隶的叛乱，暗示着奴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时以战俘为中心的奴隶，变成了被奴役教育的孤儿。
不过，战争俘虏消失后，又以其他形式提供奴隶，结果导致了奴隶制社会延长，阻碍了罗马经济的发展和成长。
罗马文明是以铺路、上下水道、拱形构造和罗马混凝土等非常高技术力而自豪的文明。这些可能不一定是发源于罗马的技术，但都是罗马人所熟悉的技术。尽管拥有如此高超的技术力量，但罗马却看不到活用这些技术以后的经济成长。
例如，18世纪的工业革命，被认为是由蒸汽机的发明产生的，但实际上蒸汽机的原理本身，在希腊化时期就已经广为人知，在罗马时代，蒸汽机也被用来自动打开神殿的门。
但是，这终究只是为了表现神殿的神秘性而下的功夫，并不是像近代那样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使用的。
因此，蒸汽机在没有被广泛使用的情况下，很长一段时间都被遗忘了。
为什么高科技却没有为了提高效率而使用呢？那是因为，麻烦的事和辛苦的事，全部都让奴隶来做了。
无论人有多么高的技术和教养，如果没有感到有改善的必要性，就不会想使用它。也就是说，因为自己觉得没必要，所以没有想到将其合理化用于促进经济发展上。
奴隶制社会失去了与革新相连的激励，结果，连经济成长这一观念都没有，经济衰退就发生了。
罗马从战争俘虏到弃子，通过改变奴隶的供给源来弥补奴隶不足，但是随着人口减少，弃子也到了极限，奴隶制大地产所有制终于被废除了。作为新的劳动力，富裕阶层开始雇用一般的自由人作为“佃户”。
因为佃户和奴隶不同，所以不能说收成就是地主的总收入。地主以佃租的形式获得收入。
然而，在君士坦丁的治世时期，奴隶的供给完全消失了，为了确保安定的劳动力，就禁止了佃户的自由迁徙。于是，经济低迷的话，被禁止迁徙的佃户就被视为稳定的税收来源，被征收沉重的佃租。
就这样，原本应该是自由人的佃户被禁止移动，而且还被征收了沉重的佃租，结婚对象也只限于同一个地方的异性，出生的孩子也继承了佃户的身份，变成了不自由的身份。
于是，在罗马解体后，佃农也不会离开土地，不久就转移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去当农奴。
基础设施的恶化使经济产值低下
经济衰退中不容忽视的是基础设施的恶化。经济实力下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基础设施的劣化。
在共和政时期，“财力”被认为是罗马贵族不可或缺的资质。为什么贵族需要金钱，是因为支持罗马扩大的是贵族的财力。
道路和下水道等基本的城市基础设施整备自不必说，作为市民娱乐场所的圆形竞技场和剧场等当时国家应该负责的城市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由贵族出钱来维持的。
当然，虽说是有资金，但这种公共设施并不是谁都能随便造出来的。得向元老院提出申请，得到许可后才能建造。
这样建造的建筑物上刻着出资贵族的名字。像自来水管道和道路那样不能明确表示名字的东西，就以出资的贵族的名字命名为“××街道”“××水道”，人们就都知道是谁建造的。
例如，罗马最有名的“阿皮亚古道”是由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建造的，所以被称为阿皮亚古道。
顺便说一下，阿庇乌斯除了街道，还建造了罗马最古老的自来水管道“阿皮亚水道”。
也许你会想，为什么个人会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到这种地步，那是因为对于罗马贵族来说，提供对公共有益的东西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在拉丁文中，名誉被称为“honorarius”。这是英文中“honor”（名誉）的语源，但在拉丁文中还有另一层“公职”的含义。也就是说，将资金用在公共事业上，在罗马人的价值观中代表“honorarius”。
依靠个人资产建设公共设施，进入帝政时期后，责任就会集中到作为“第一公民”的皇帝身上。
例如，罗马被称为“罗马水道”的自来水管道，一共有11条，进入帝政时期后所造的五条水道都是由皇帝造的。
这样的建筑物、道路、水管等设施，如果建造起来的话，后续还有很多事情。为了保持功能，能够安全地持续利用，就需要定期维护。
在罗马，也有为此而担任的公职“Aedile”（营造官），就是进行正规维护的人员。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建筑物也越来越多，所有的管理和修缮都越来越难。而且，建筑物有了年限就会老化，维护本身也会耗费时间和费用。
在被称为3世纪危机的军人皇帝时代，罗马的阿皮亚街道等设施，已经建成大约600年。当然，在这期间已经进行了多次修复，但事实上，根本上的老化是难以避免的。
虽说公共设施是由营造官管理的，但基础设施大多是由富裕阶层投入私人财产建造的，因此原本国家对基础设施负责的意识就很薄弱。
而且，曾经通过捐献公共资金而感受到“荣誉感”的富裕阶层，讨厌伴随着经济恶化而来的重税，于是离开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恶化也加速了。
像“图拉真浴场”“卡拉卡拉浴场”，以及“罗马和平”时期皇帝私费建的巨大公共浴场，这些曾经盛况空前的浴场到了公元4世纪便也衰退了、消失了。
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基础设施的恶化以及作为劳动力的奴隶的短缺。巨大的公共浴场需要水、燃料及在那里工作的众多奴隶。但是，由于水道的老化使得供水停滞，由于奴隶的减少使得劳动力无法保障。
象征着罗马繁荣的巨大浴场，随着基础设施的恶化而消失，在罗马灭亡后新诞生的三个世界里，它也没有重现过。
巨大的罗马浴场也许是只有全盛时期的世界帝国才能形成的繁荣景象吧。
交响曲《古代末期》第二乐章《新罗马帝国衰亡史》：国家的衰退
国家这个组织的中心，通常拥有财政力和军事力。为了顺利推行作为财政基础的税收，需要国家的向心力。罗马帝国的向心力可以说是强大的皇帝权力。
在“罗马和平”时期，民众自发地将皇帝称为“主人”，这一事实表明，皇帝权力的确立是罗马和平的基础。
可是，巨大的皇帝权力，在3世纪的军人皇帝时代也走下了神坛。皇帝作为民众的主人，在这个时期，被军队掌握了生杀予夺权，成为了非常不可靠的存在。
因此，军人皇帝时期以后的皇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为了夺回以前的皇权，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
戴克里先规定了向罗马众神礼拜的义务，利用宗教力量提高皇权，君士坦丁在宗教中承认了基督教，使得所有人都服从皇帝。
他还迁都到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通过向市场提供优质的金币，努力让民众对皇帝怀有敬意。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皇帝的权力，但是他们一死，军队势力就又开始抬头了，从整体来看，很难说皇帝的权力已经稳固了。
造成皇权不稳的最大原因是“军队的肥大化”，而对这一现象推波助澜的是在边境引起骚乱的异民族的存在。北面的日耳曼人、东面的帕提亚、萨珊王朝波斯，为了压制他们，只能把军队分配到国境。
如果把军队分配到边境，当然要花很多经费。
说起来在前近代社会，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二都用于军费，这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必须在其中进一步多征军费的话，就只能强化征税了。在社会混乱、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如果增加民众负担，必然的结果就是失去民众对皇帝的忠诚心，导致权威减弱。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罗马陷入了反复的恶性循环：“皇帝权力低下—异民族入侵—军队强化税收强化导致的皇帝权力低下”，从而削弱了国家的政体实力。
于是，在4世纪末的狄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方，但在此之前，西罗马帝国已经虚弱到可以说是“风前残烛”了。
为了让濒临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继续生存下去，罗马选择了“以毒攻毒”的高风险道路。
所谓以毒攻毒，是指将被匈奴人压制而迁徙到罗马帝国内的日耳曼人，作为佣兵加入罗马军，派他们对抗逼近国境的日耳曼人及其他民族的人。
但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西罗马帝国终会被深入其体内的异民族所反噬。
其中，汪达尔人对罗马的蹂躏、掠夺造成的损失是致命的，那时虽然勉强有个皇帝，但是已经没有可以称之为皇帝权力的东西了，在皇帝身边的是名为罗马军的日耳曼人雇佣兵部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耳曼雇佣兵队长奥多亚克让罗慕路斯退位，与其说他是颠覆国家、篡夺权力，不如说是为了让命数已尽的西罗马帝国认清现实，将年轻皇帝从对皇帝权力的幻想中解放出来。
纵观全局，可以说皇帝权力的丧失，可能是从恢复了权力的君士坦丁开始的。
因为君士坦丁是第一个将移居帝国领地的异民族出身者，作为军人公开录用的皇帝。
那是在创建强大机动军的“军制改革”的美名下进行的。这个自由机动军的创立，导致了固定边境兵力的削减，使国境线变得模糊，如果考虑到这会方便异民族的入侵，也许应该把君士坦丁的统治，看作国家开始衰退的转折点。
将国境视为区域而发现的东西
在《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京都大学教授南川高志先生指出了当时罗马帝国国境线的模糊性，并提倡根据英国学者霍伊卡的研究，不要将国境当作一条线，而是当作更宽广的“zone”（区域）来对待。
看起来罗马军队驻扎在最前线形成的险峻的人工防卫墙，和自然形成国境的大河，实际上到处都是开放的，平时人们越过防墙、横渡大河，与人来往，运送货物。
（南川高志著《新罗马帝国衰亡史》岩波新书）
当时的国境并没有像现在的国境那样明确，却无意中形成了分栖共存生态，只要人们没有在那个地方交战，就可以自由地来往，一边交易一边过着寻常生活。
实际上，考古学调查表明，在这样的“国境区域”，频繁的交流、交易都在进行。
在国境最前线驻扎的军人们，与不同民族的人们进行日常交流，这与我们至今为止从“异族入侵”“国境”“最前线”等词语联想到的东西有很大的差别吧。
不过，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暧昧的国境，帝国境内才会有很多日耳曼人进入，军队才会有接受他们的空间吧。
一听到“日耳曼人的大迁徙”，总觉得是某一天日耳曼人突然蜂拥而至，实际上在被匈奴人追逼之前，日耳曼人就有一点点流入帝国内的趋势了。
君士坦丁选用的异民族出身者，就是进入罗马境内的、有先驱性的日耳曼人。
作为军人被录用的他们，逐渐进入了军队的中枢部，不久就创立了强大的机动军。随着机动部队的增加，此前在边境地区部署的军队就被削减，这在国境区的日耳曼人看来，可能意味着帝国打开了大门。
当然，在那之前也有出入国境区的间隙，但是因为驻留的罗马军被削减了，那个间隙变得更大了。
边境地区的往来更加频繁，产生了异民族大举涌入的余地。
西罗马帝国出于无奈，将大量日耳曼人录用到军队，而此时录用的日耳曼人，则是因为国境的防守变得薄弱而新进入国境区的日耳曼人。
君士坦丁为了提高国防力量而创立了机动部队，结果却导致了许多日耳曼人被引入国境区域。
交响曲《古代末期》第三乐章《古代世界的末日》：文明的变质
从罗慕路斯建国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大约有1200年，而从建国到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大约有2200年，回顾这漫长的罗马史，就会发现共和政时期的罗马人，和帝政末期的罗马人看起来完全不同。在共和政时期，希腊的使者称赞罗马人说：“看上去像是许多王者的集会。”而这种风骨，在帝政末期的罗马人身上完全看不到。
罗马人的变质，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从共同体向个人的变质”。
在罗马历史中，这种变质是从古代以来的“城邦市民的多神教文明”，向“世界主义者的一神教文明”的转变，后者是伴随着基督教的普及而产生的。
原本城邦国家的市民过着崇拜多神教众神的生活，渐渐地，他们变成了崇拜唯一神的世界主义者，于是罗马人的“人类的品质”也发生了变化。
在多神教世界和一神教世界中，即使看似是在使用同样的语言，但也有很大的区别。
例如，对于原本的罗马人来说，恺撒的“慈爱”和基督教的“慈爱”是不同的。
多神教世界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富有宽容精神的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众多的神中，崇拜哪个神都是自由的。
因此，罗马在将各种各样的民族统合一体的过程中，承认了对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那只是因为，罗马本质上就是崇拜众神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神教世界的“慈爱”和“宽容”有着很深的联系。
如果换个角度想，对对方宽容的原因其实是自己不想被支配。这在古希腊和罗马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市民基本上都是自由人，不受任何人的支配”。
正因为如此，在希腊，人们认为“我们不受任何人的支配，而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建立国家”，于是希腊产生了民主政，而罗马则选择了不承认独裁者的共和政。
这样考虑的话，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城邦市民基本上都是自由人，正因为是自由人，才不会被任何人支配，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它们相同的价值观。
但是，罗马的“宽容（慈爱）”，在罗马帝国形成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恺撒大帝的“宽容（慈爱）”，他对反抗自己的人进行彻底的镇压和残酷的对待，但如果对方向自己表达了恭顺之意，他就会接受对方，既然接受了，他就会表现出毫不吝惜的宽容。
但是，这样的“宽容（慈爱）”，仔细考虑的话，就会发现有力量的人会附条件地保护没有力量的人。
奥古斯都开创的帝政初期的皇帝们，模仿恺撒强调“宽容（慈爱）”。但是，它也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是皇帝建立在统治市民基础上的产物。
这样的变质，在基督教世界更加加剧。
基督教的“慈爱”表现为对弱者的爱。
就连批评基督教而被称为背教者的尤利安，也高度评价基督教保护弱者的精神，但是既然有保护“弱者”的想法，就说明潜意识里把自己看作强者。
在原本的城邦社会里，所有的自由人都是平等的，那里没有弱者和强者。原本他们就不承认弱者的存在。
因为现在的价值观和古代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无论如何请把它当作古代的常识来理解，在那个时代，身体残缺的人是在“弱者”之前存在的。不能对公众做出贡献的人，被认为是国家不需要的存在。
因此，当时出生有残疾的孩子，被当场扔掉或杀死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歧视不仅对残疾人，对以乞讨为生的脱离社会者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即使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优秀的思想家，也始终无视那些人。
这样考虑的话，虽然城邦社会的“宽容（慈爱）”是平等的，但是平等是在抛弃弱者的基础上成立的，帝政时期皇帝们的“宽容（慈爱）”，是立足于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差异上的，可以看出，恭顺是给予保护的条件。
而基督教则变成了强者必须无条件保护弱者的新的慈爱。
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过程中，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品格也在发生变化。
斯多葛哲学成了接受基督教的基础
对于信奉众多神灵的古罗马人来说，只崇拜唯一神的基督教徒，看起来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难以理解的人。
事实上，基督教传到罗马后，过了约200年，信徒数量几乎没有增加。进入3世纪后基督教信徒激增。
为什么这个时期基督教徒爆发性地增加了呢？在上一章中，我们考察了人们对于乱世的不安和皇权的影响力，现在我想谈谈，罗马人为什么能接受这种完全不相容的东西。
在这里请回想一下，五贤帝时期最后的皇帝——马可·奥勒留，人称“哲学家皇帝”。我已经说过他是斯多葛哲学之徒。
一般来说，斯多葛派是禁欲主义，伊壁鸠鲁派被称为快乐主义，但这两种学派只是方法不同，它们都是以丰富精神世界为目标，所以方向是相同的。
那么，明明是有同样的目标，为什么这种接近目标的方法会完全相反呢？这是因为对神的想法不同。
古代没有一个人怀疑神的存在。无论是斯多葛派还是伊壁鸠鲁派都相信众神的存在。
两者想法的差异在于神和人的关系。伊壁鸠鲁派认为神不会介入人类世界，斯多葛派认为会介入。
我们一遇到不幸的事情，就会感叹“神啊，这是为什么呢”，但是伊壁鸠鲁派的人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根据神的意志而发生的。虽然神是存在的，但是完全不会介入人类世界。”
伊壁鸠鲁派的人们经常被称为快乐主义者，是因为神不会介入他们的行动，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惩罚他们，所以他们认为应该随心所欲地享受。
另一方面，斯多葛派认为“众神注视着人类的世界，并会介入其中”，所以他们重视给予自己的工作，认真致力于公务等。
在罗马，斯多葛派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对于原本就以公职为荣耀的罗马人来说，斯多葛派的思想更容易理解。
在承认神的介入这一点上，基督教也一样。正因为神在看着我们，考虑着必要的时候介入，所以在基督教中必须要谨慎，积累善行。
也就是说，和基督教有共同点的斯多葛派，在3世纪的罗马社会被广泛接受，成为了接受基督教的精神土壤之一。
话虽如此，我并不打算说只有斯多葛哲学，牵涉到罗马人对基督教的理解，也要考虑到其他各种因素。
比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想法，古代人很容易理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在信奉多神教的过程中，经常供奉贡品给神明。将自己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作为祭品献给神，对多神教信徒来说，他们认为这样会让神明感到喜悦。所以，神之子耶稣牺牲后能拯救全人类的故事应该是很容易接受的。
事实上，当初在罗马，有人揶揄人们牺牲自己来奉献给神。实际上，在2世纪末的涂鸦中，发现了描绘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内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非常优秀的人作为贡品奉献给神明，人类用这样荒谬且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故事，抓住了听故事的人的心。
据说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
《圣经》里记载着耶稣祝福过的人，的确，他们是从未被别人想起过、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们。
耶稣说：“穷者有福。”他给予贫穷、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希望，让他们知道自己才是被拯救的人。
在第一乐章中，我讲述了一个虽然是自由人却被土地所束缚，被课以重税的佃户的故事，在被社会压迫的下层贫穷人们中，有一种对富人们的“怨念”。
耶稣对心中隐藏着这种怨念的人们来说，只有贫穷的人才能得救，这句话既是希望，也用来净化现实社会中消除不了的怨念。
之后，皇帝皈依基督教，通过教会给予下层人民现实的恩宠，这样的怨念渐渐减弱，但基督教是下层人民的宗教，讴歌对弱者的救济，这一点基本上没有改变。
罗马为什么会接受基督教呢？
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没有穷尽，但是如果基督教的本质是对弱者的救济，那么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作为霸者君临天下的罗马人，也许在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时期，已经变成弱者了。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古代末期，在罗马帝国衰亡期的同时，在那里生活的人们，通过接受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和不同宗教，来适应这个时代。虽然罗马这个国家消失了，但是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却继续活在了新的时代。
在这样的文脉中，不正是“古代世界的终结”吗？
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着古代末期，我想是因为活在当下的我们，正面临着与生活在古代末期的罗马人相似的问题。
在欧洲，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激增，对不同宗教、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生活习惯的异样眼光越来越多。
在罗马，当日耳曼人也是少数派的时候，罗马人需要从容接受的东西数量剧增，当日耳曼人进入了罗马的内部，文明的冲突也发展成了争斗。
但是，研究古代末期的人，认为问题并不出在进来的一方，而是接受一方的变质才是问题的本质，这一看法被无限放大。
也就是说，对对方的目光由宽容变为不宽容是争执的原因。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和古代末期的罗马相同的事情。
宣布接受难民的德国，由于难民过多，当地人开始对难民进行严厉的谴责。美国将严厉防控墨西哥非法移民流入，后者至今为止都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留在美国。
因为数量增加过多，所以“非宽容”在加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美国的不宽容加速。
承诺防止移民流入的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初，美国上层人士把这种不宽容视为问题，谴责特朗普。
如果因为关闭移民通道而经济好转的话，之前反对的上层人士也许会赞成特朗普的做法。
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社会会有很大的变化吧。
而且，这种变化也许会扩展到世界各地。
为了重新审视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的“非宽容”的目光，我希望现在有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罗马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