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元年（1821）春夏之交，一个暴民死了。

他叫做陆名扬，扬名的那天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天，而且扬的不是什么好名声。

陆名扬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恶人，至少官方文书是这样说的。嘉庆十年（1805），他锯掉别人家的坟树，拿去售卖。嘉庆十六年（1811），他的雇工偷东西，他逼其自杀。此后，他欺骗小民，把持公事，与官府作对。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他召集乡众，抗粮不交。十一月，他持械拒捕，殴杀官差。

当官差把他押解上刑场的时候，台下的目光都在审视着这个重犯。陆名扬心中冤屈，嘴上却没有喊冤。不管是案件，还是人生，他从来都没有什么申辩的权利。

很快，陆名扬人头落地。官差带着这颗血淋淋的人头来到归安县（在今浙江湖州），将其悬挂在木杆之上，警示众人。

至于这颗脑袋生前在想些什么，没人关心。

不久之后，死去的陆名扬等来了“包青天”。

一个名叫包世臣的知识分子听闻此事后，实地走访，写下了《书三案始末·陆名扬》一文，为陆名扬申辩。

包世臣从没中过进士，却是当时公认的“专家”和“全才”，史称“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在嘉道两朝的半个世纪，包世臣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游历各地之后，他痛心地发现，农村正在变得萧条，人们迫不得已走向暴力。

▲包世臣画像。图源：网络

在包世臣笔下，陆名扬是相对正直的好人。他家境殷实，交友广泛，急公好义。归安十八区的乡亲十分尊重他，称呼他为“名老爹”，只要有纠纷，便找他裁决——陆名扬绝非老实巴交的平民，而是一个爱出头，有江湖气的有恒产者。

既然得到大家的拥戴，就要为大家做事。归安十八区的百姓最头疼之事，莫过于漕粮征派。清代在江苏、浙江、江西等八省征收漕粮四百万石以输京师，大运河犹如插入民间的一条绵长的抽血管，更可怕的是，在这根抽血管上还盘踞着数不清的寄生虫。

州县是第一线，外来的县官和当地的胥吏书差贪污成风。其后是管漕衙门，监管、兑换、运输等大小部门十余数，皆有陋规。专事运输的旗丁漕帮要分一杯羹。为了保证漕粮征收，州县依赖绅衿的支持，这些绅衿包揽漕务，自然也要分肥。因此，漕运定额虽然是四百万石，但是民间出米远超一千万石。

这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利益格局：一般情况下，胥吏差役获利最多，官员其次，绅衿最少。绅衿是知识群体的下层，有知识，有特权，倾向于维护地方利益，在漕粮征派中也不乏受害者。很多时候，他们会站在官府的对立面。陆名扬的角色类似于此，只不过他没有取得功名罢了。

早年间，归安知县感觉漕粮难收，于是听取胥吏的建议，伪造了“八折收漕”的朱牌。所谓八折收漕，就是按照原定数量的八成进行收取漕粮，但由于转运中的损耗，需要额外收取附加费。实际上，就是给州县肆意敛财的机会。

陆名扬知道后，以此为把柄，要挟官府订立约定：“开仓之第四日，专收十八区额漕万五千余石，每平斛一石，作漕九斗五升，绝‘捉猪’‘飞斛’诸弊。”也就是确定数额，禁止额外收费。有这个“定约”在，乡民不必再看州县的脸色，长达数年时间内竟无一纸入公门。没人上门，也就没了贪污的机会，等于断了归安官吏的财路。而且，有归安县这个榜样在前，湖州周边府县群起效仿，当官的无不恨得牙痒痒，甚至放言：“不除名扬，归安漕不可收也。”

嘉庆二十三年（1818），新知县王寿榕走马上任。他看不起前任的懦弱无能，也不想放弃捞油水的机会，决心一改现状。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王寿榕密奏浙江巡抚，称陆名扬聚众抗粮。密奏中还有一个细节，陆名扬的名字被改为“吴明扬”，一个“明”字是要激起当局关于“反清复明”的联想，用以“触怒圣心”，明显包藏祸心。此等毒计出自湖州府署钱粮师爷王五之手。

后来，官府多次派人捉拿陆名扬。陆名扬不可能束手就擒，归安百姓也不可能放任官府所为，于是双方起了冲突。归安十八区是水乡，人们在入村的水道竖立木桩，阻止大船进入。每当有官船入村，则会鸣锣，老少妇孺闻声聚集，破口大骂，投掷砖石。最严重的一次，官差两百人坐船至菱湖，有人趁机抢掠居民，结果百姓大怒，拿着屎盆子、尿盆子便往船上泼，官差着急躲避，两名差役掉入水中溺死。这恐怕是官方能拿出归安百姓最凶悍的行为了。反倒是官兵进村，如同土匪，烧人门户，掘人祖坟，淫人妻女，不由得让人想起明朝倭寇入村的场景。

陆名扬不能正面迎击，只能东躲西藏。消息传开后，数千太湖渔民蠢蠢欲动，还有千余名种山棚民手持兵器前来相助。然而，陆名扬终究不敢迈出反叛的一步，他对这些棚民说：“如是乃害我，非爱我矣！”留他们吃了一顿饭，就劝其回去了。

陆名扬渐渐顶不住压力。有差役前来劝降：“大丈夫作事，成败一身任之，何为偷生远遁，令一村不得安堵。”陆名扬听罢，慷慨说道：“吾岂以一身累一村哉？”于是投案自首。

到了官府，他自知必死，却想要保全家人，于是说道：“名扬罪极大，应死，夫何言？然有私情敢上告，名扬两子应坐何罪，不敢顾；惟老母年七十余，倘邀宽典，俾得终其天年，死无憾矣！”

浙江巡抚帅承瀛在定夺此案时，完全相信了湖州州县官员的诬陷之词，根本没有进行调查，将其处斩。最后，这位地方大吏上书皇帝，该案“皆由吴明扬一人主持”，首犯既死，“若令兵役到处搜拿，必致人心惶惧，难以安居乐业”。

时隔未久，归安民众果然又开始闹事。原来，归安知县王寿榕有意趁杀陆名扬之威，反攻倒算，加征漕粮。“定约”将毁于一旦，人们终于动了真怒，冲击衙门，抓了差役十余人，还大声疾呼：“死人必死矣，吾辈第求得其当！”王寿榕请求援兵，结果上面告知他：不能再办大案了，必须想法了结。王寿榕只能向十八区乡民退让，宣布不改“定约”。

这是陆名扬无法学会的道理：当统治者诬陷你造反的时候，你最好真的在造反。

后来，帅承瀛——这位在史书中以清廉著称的官员，知道此事乃官逼民反后，十分后悔。他是否真的后悔，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巡抚不能且不愿改变现状。

漕运浮收已成不解之结。州县官俸禄少，还要照顾家用、雇佣幕僚、孝敬上司。要想生存，只能通过征收漕粮上下其手。如果州县官都不能生存，那么谁来给朝廷征收漕粮。皇帝、官员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但更多的却是能禁而不能禁的无奈。

包世臣也想过不少办法解决漕务之弊，比如取消私人幕友，重用绅士；比如重视商业，补贴财政，从而给农村减负；比如漕粮海运。他曾总结自身学问：“平生所学，主于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

奸人是谁？他没有明说。

▲《潞河督运图》里的漕船。图源：网络

道光六年（1826），一个刁民进京告御状。

他名叫叶墉，二十九岁，住在南汇县，是个监生。道光五年（1825），他前往漕仓交付米粮，结果遭到书吏朱超宗羁押，被迫垫付十二户的钱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就被冤枉拖欠钱粮，白白被看押，其母去松江府控诉，一直无果。

他也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几年前南汇大水成灾，朝廷体恤民情有所减免，结果要交的钱粮反而越来越多。不少绅衿都去省里、北京告状，但官府始终没有查究。

叶墉心有不平，也想去北京试一试。

官民去北京告状，史称“京控”。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利用乾隆去世和珅失去保护伞的时机将其问罪，并开始大力整顿朝纲。那年八月，嘉庆帝以广开言路为由，放宽京控限制。皇帝认为自己被贪官污吏给蒙蔽了，便想要通过对信息的监视，扭紧帝国的螺丝。

正义的大门一开，百姓蜂拥着上北京诉说自己的委屈。在帝国治下，任何轰轰烈烈的改革最后都会变成一道烦琐的算术题。百姓告状，谁去解决？专门派钦差，大大增加司法成本，经费怎么来；案件交给督抚，相当于回到了各省内的司法体系，督抚繁忙，倾向于调停包庇，多半选择发回原审官重审……

朝廷常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大多数案件继续分流为二：要么维持原判，以一方受屈告终；要么无人再受理，成为积案。最后，衙门的状纸堆成了山，民间的冤屈也没有得到一丝伸张。

▲嘉庆帝画像。图源：网络

但叶墉是幸运的，毕竟他不是平民。经人介绍，叶墉找到了通州的金老四，通过金老四又找到了书吏李清照。叶墉在李清照家居住，知道了京控的潜规则：不要去都察院，直接去提督衙门，一路有车接送，但要多带谢礼；另外状纸最好合格式。于是，叶墉派下人去东城找专门给人写呈词的俞锦生，修改状纸。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叶墉呈上了状纸，人也平安归来。

一番折腾下来，叶墉一共费银三十一两，但这钱花得值，假如不知道门路，真不知何时能告上御状。

在北京有人是远远不够的。案件交给督抚之后，很快发回苏州府审理，虽然审案人员认为叶墉所控不实，但叶墉在省内有两个会打官司的讼师好友——赵征和王雪堂。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叶墉倾斜，南汇县书吏慌了，立马找到赵征调解，最后花了洋钱五百七十元，才算了结。

对叶墉来说，这一趟旅程伸张正义倒是其次，不菲的收入才是重点。天下冤屈数不胜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自己有人脉、有经验，完全可以包揽诉讼，以此赚钱。

道光七年（1827）二月，叶墉在苏州开了一家店，为京控的人提供全程服务：写状纸，呈递，保释等。他叫来自己的堂兄管账，又邀请了浙江石门县著名的讼师张金照坐镇。参与此事的人都属于知识群体的下层——熟悉国家法律，但地位不高。正是如此，他们离民间疾苦很近，也有放手一搏的能力。

叶墉的生意非常火爆，他帮助过许多上诉无门的人上达天听；也曾收取贿赂、冤告他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府必然不希望看到民间有这么一个组织干预司法。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查，叶墉等人不能轻易出门，书信往来也要用暗语。

江苏的京控越来越多，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而皇帝一注意，就关系到江苏省上上下下各级官吏的前程。当时，名臣陶澍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没有彻查本省的贪官污吏，而是派人暗访，找出究竟是何人在包揽词讼。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同年五月，叶墉就被抓了。如此效率，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积案无数的政府。十月，结果就出来了，叶墉发配边疆充军。

最讽刺的是，本案最大的恶人——南汇县书吏朱超宗被判处徒三年，然而至迟在道光九年（1829）他又官复原职，因为当年有人上京控告，朱超宗“死性不改”，又强令百姓垫付漕粮，害死两人。这个案件依然无疾而终，朱超宗继续把持着漕书这一职位。

在一个腐败的体制下，胥吏把持地方漕务几十年，不足为奇。正所谓“官转吏不转”。然而，一个劣迹斑斑，多次惊动皇帝的书吏为何能一次次逢凶化吉？

陶澍是保朱超宗的人。经他查办，南汇县控告朱超宗的许多案件是诬告，而且垫付漕粮本就是当地征漕之法。许多大员都对陶澍的做法有意见，江苏学政辛从益曾上书皇帝：南汇书吏蓄养打手，胁迫小民，导致许多绅衿上控。对于这样的指控，陶澍隐忍不发，直到抓到叶墉之后，他立刻上折反驳，并对南汇县接连不断的京控案做出了个人解读：学政本来就是当地绅衿的老师，辛从益徇私枉法，包庇书生，会危害漕务。

这番言论无疑会让皇帝动心，如果能保证帝国的收入，掉几颗书生的脑袋又有何妨？陶澍保的不是朱超宗，而是帝国的秩序，是千百负责征漕的县令。如此，告状者以及讼师，不是做尽恶事的刁民，又能是什么呢？

回到那个问题：奸人是谁？

陶澍任江苏巡抚期间，包世臣正是其幕僚。包世臣在道光八年（1828）写道，以他多年所见，封疆大吏几乎都是贪官污吏的保护伞。很明显，陶澍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陶澍是奸人吗？

道光五年（1825），陶澍聘请包世臣作为江浙漕运改革的设计师，用海船运输漕粮，魏源称之为“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的大事。无论如何，这位在晚清史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是个会算账的人。

有趣的是，包世臣在入幕时曾约定：“贱子才力，但能办七分不公道事，过此不敢闻命。”这是激愤之词？还是悲观之语？抑或是，他也在算一笔正义的经济账呢？

▲陶澍画像。图源：网络

道光十九年（1839），包世臣在65岁的年纪得到了人生第一次当官的机会。当年，江西新喻县知县空缺，他奉命上任，星驰前往，结果在距离县城十五里的地方，被当地士绅拦住。人们告诉他：“新喻城必不能入。”

包世臣一路明察暗访，才得知了情况。

上年秋天，新喻县迎来了新县令史致祥。他是顺天府大兴人，捐纳监生，时年36岁。一个没有功名的年轻监生能当上县令，必然是上面有人。史致祥到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征漕时大捞一笔。

然而，新喻县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其数目达到了正额的两倍有余，民间暗流涌动，与官府多有摩擦。史致祥想捞钱，必然要把地方的代表——绅衿震慑住，这样百姓才不敢闹事。于是，他上报临江府，将万帼彩、胡尚友、严帮誉三位监生污蔑为“闹漕”的“漕棍”。胡尚友等三人无奈，只能上京告状。

此事传开之后，新喻县的百姓怒了，史致祥的县衙无一人、一纸进入，人们全都跑去管漕的衙门告状。省里无奈，便让包世臣收拾这个烂摊子。

▲包世臣书法。图源：网络

包世臣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征漕。他将纳税人与税吏召集起来，一同商议，开出新喻县一年之支出，按照这个数目去征收漕粮。结果，漕费足足少了近万两，全县民户踊跃纳粮。

之后，包世臣给江西巡抚钱宝琛写了一封密折，将新喻县历年加征及胡尚友等三人如何被构害之事娓娓道来，要求省里减少陋规，严惩奸人。

被官府列为罪犯的万帼彩前来拜访，包世臣劝他说，你是原告，毋庸避匿，请随我进省。万帼彩明面上应诺，心里却十分担忧。另一个“罪犯”胡尚友已经被省城羁押了一年有余，自己主动投案岂不是羊入虎口？

正巧此时胡尚友逃了回来，他将局势看得很清楚：从藩司到州县，势必要把新喻闹漕案办成铁案，哪怕史致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贪官，哪怕添上几条人命，唯有如此，才能维持征漕大计。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逃匿。

以包世臣的阅历，必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是选择站在了民众一边。不到一年，包世臣就因缉拿“重犯”不利，被摘去顶戴，罢官解职。同时，新喻县所有不认同有闹漕事的官员一并革职。

包世臣撤任后，钱宝琛立刻参了他一道，其中一个罪名是“擅改旧章”。讽刺的是，包世臣所作所为全都遵循大清颁发的《漕运则例》，但在现实中法律形同废纸，违法加征的行为却成了规矩。在折子的最后，钱宝琛特别声明: “再上年漕米已据该署县全数缴完。”显然对包世臣留有余地，毕竟他没有误了漕务。

当包世臣陷入麻烦之时，胡尚友们正在努力自救。他们唯一的破局点，就是将案件闹大，不给江西官僚粉饰的机会。他们将包世臣的密折抄写了几百份，张贴在北京城各处，制造舆论。此事一出，包世臣受到的攻击陡然增多，但胡尚友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江西高层不得不赶紧收网。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官兵找到了万帼彩。钱宝琛上奏称，万帼彩纠集一帮人，手持竹枪、木棍，抗官拒捕。兵丁鸣放鸟枪，吓得他们逃窜。逃跑时，万帼彩嘱咐自家妇女，自焚房屋。

实际上，官兵劫掠焚烧胡尚友同族一百余家，万姓九十余家，其余各姓一百余家，杀了七人。如果不是按察司及时叫停，整个县都要陷于火海。

万、胡二人逃至邻县，当地官府告知他们藏匿的村庄，如不交出二人，立刻派兵焚烧村庄。万帼彩听后，连夜逃走，跑了二十里地，还是被抓获。胡尚友躲了一阵子，最后投案自首。

另一边，官兵焚烧民房一事被按察司捅了出来，道光皇帝对钱宝琛的“捷报”渐渐起了疑虑。道光二十一年（1841），朝廷钦差麟魁准备去广东查鸦片，路过新喻，只见数千人跪在岸上喊冤，呈上状纸，请求大人看一眼焚烧过的村庄。麟魁见如此声势，不敢逗留，嘴上答应，半夜偷偷溜走，远离是非之地。他将这些呈词转交给钱宝琛，还向皇帝报告：当地百姓人心浮动，悍不畏法，已经劫掠了差役的家，如果再不安抚，只怕会酿成大祸。

事涉造反，清廷的反应明显快了许多。皇帝命令麟魁放下手中事务，折回江西，审讯此案。然而，钱宝琛的行动更快，皇帝下旨的前一天，他就已经把胡尚友等闹漕案审结。麟魁到达江西时，看着堆成山的“铁证”、已经老实认罪的犯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钱宝琛的结论十分“完美”：新喻县没有横征暴敛，官员没有贪污，胥吏没有渎职，只有几个刁民，煽动了一群暴民，妨害漕务；还有一个狡诈的县官包世臣，收取贿赂，包庇恶人。大笔一挥，整个江西官场都保住了。

后来，皇帝让麟魁复审。如无重大突破，谁肯颠覆此案？麟魁对众人的罪名有所减轻，同时在焚烧村庄一事上含糊其辞。这已经是最大的同情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包世臣乘舟离开江西，万帼彩在牢中痛哭不已，央求狱卒带他去见恩人。在包世臣面前，万帼彩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赣江北上，一如往昔，不知卷走多少民脂民膏。

像这样的事，包世臣这一生不知见了多少次，不过他依然对国家的未来十分乐观。他认为，清朝之衰亡不在自然资源的枯竭，不在人口的暴增，不在于皇帝制度，不在于外族统治，而在于有一个自私自利的中间阶层，吸了国家与民众的血。因此，想要让国家富强，就是做一道简单的计算题，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

然而，我们翻遍史书，看看那些殚精竭虑的皇帝，廉洁守正的清官，主张改革的能吏，谁又不会算账呢？

参考文献：

[清]包世臣撰，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3年

(美)罗威廉：《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晏爱红：《“归安悍气”：以陆名扬案为中心的解读》，《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林乾：《新喻漕案与包世臣罢官——探究文献背后的真相》，《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九辑，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