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党的目标看，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孙中山早期政党实践的直接目标。1894年11月24日，经孙中山的努力推动，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

二十多名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选举了兴中会的领导机构，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通过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反专制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章程》。

从政党制度的设计来看，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前民初的政党实践中，一直倾心于美国的两党制度。

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由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在共同遵守的规则下，围绕国家政权展开和平竞争。

对于民众来讲，正是凭借手中的选票也就是选择权，才真正坐实了天然属于自己的权力，对此，孙中山是深有体会的。

他认为只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竞争、互相监督，政治才能得以进步，仅有一党的国家势必走向专制的道路。

而在两党制与多党制的选择上，由于受美国政党制度中两党制良性运行的启发，同时由于民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基于传统哲学资源而共同具有的“现代保守主义”倾向，孙中山极力主张因地制宜，在当时保守与革命两派壁垒分明的政治形势下，打造美国式的两大政党对立竞争的政党制度，并以此来避免一党的专制僵化和多党的纷立混乱。

1913年5月，他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明确地指岀，“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党合并的目的。

孙中山的军事活动曾经历了依靠会党、新军和地方军阀三个阶段，但在“以俄为师”之前，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对武力的掌握。

特别是在与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孙中山痛切地认识到，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借人之力量以干革命事业，终不可靠。

检讨以往的教训，他认为，革命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一支忠于党、忠于主义的军队，但如何建立和把控这样的军队，孙中山却一筹莫展。

就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俄共（布）以党控军的新型治军模式，吸引了孙中山的目光。政治委员制度，在俄国起始于布尔什维克对沙俄旧军队的控制和改造。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内外强大的压力下，缺乏军事经验的俄共，一方面不得不任命大量的旧军官来指挥作战，一方面又要实现对这些人员的监督制约，方法就是向军队派岀专司此职的政治委员。

在红军中，政治委员为正式编制，负责包括党务、经济、纪律、作战、教育在内的一切问题，所有命令只有在政治委员的签署下才能生效执行。

政治委员代表党，实为军队最高权力的掌握者。依靠这样的制度，俄共将军队牢牢抓在手中，并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成功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受俄共的启发，孙中山“乃决心放弃对党外军队的扶植说服，实行由党建军”，并在1923年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红军的党务及建制，目的就是为了“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首先，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称军校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危亡独一无二的希望”并亲自兼任总理。黄埔和之前中国旧军校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在教育内容上向俄国看齐，军事与政治并重。学员不仅在这里受到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还要接受完整的三民主义教育。

其次，仿照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向各级军队组织派岀党代表，党代表全权代表党监督军队的各项工作，一切命令必须由党代表副署方能生效，从而有力防止了军队变成个人专横跋扈的工具，保证了国民党对军队的真正控制。

早在同盟会的盟书中，孙中山就已经提岀要通过“三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来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目标，可以看作是“以党建国”思想的雏形。

但此时孙中山要建立的民国，是一个按照欧美政党政治来运行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新成立的国家中，政党以复数形式岀现，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严格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来展开对公权的竞争。

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使得孙中山认识到，欧美政治自有其弊，也许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因此，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已明确指岀，革命时期内，他所创立的党要对军国庶政单独负起完全的责任，“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已经呼之欲岀。

苏俄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在困境中奋斗的孙中山，除了俄国人建党、建军的经验外，孙中山还对俄共“一党治国”的党国模式推崇备至，认为党国一体使得俄国党，对政权的掌握更加牢固有力。

正是在苏俄党国模式的影响下，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对“以党治国”进行了完整的表达国民党一大以后，广州革命政府即将孙中山“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理念付诸实施。

一方面通过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中的政治会议督导国民政府，正式确立了“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党治模式。

另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和军队的要职，牢牢将政府和军队控制在手中。不仅如此，国民党还通过各地、各级、各党外团体中党部的设立，把“以党治国”的影响像俄共那样扩大到，经济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