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情况来看，凡在治河方面有所成就，必选用治河经验丰富，长于工程规划的干练官员。而康熙治河实践当中，除了在治河人选方面能够结合具体实际，还适时的选择恰当的人选。在康熙朝官吏治河的水平，有高低之别。
有的方法比较教条，如张鹏翮一般只按康熙的具体指示进行治河，根据古代治河的成法加以应用；有的能结合治河的具体情况，如靳辅根据黄河河情，汛情加以治理取得重大成就。还有的见识尚浅不足如于成龙，连康熙自己都承认于成龙治河无能。康熙作为政治家，其成功之处表现在治河用人方面，就在于他不但能够根据河患水情实际治理的需要。
张鹏翮
决定适当的政策和坚定执行这项政策的人选，同时上述人选出于政治地位和名誉的考虑，在治河方面一定要做出成绩，以期证明自己所提出的治河方案是唯一正确的。如于成龙和靳辅在关于治理下河政策之争，虽然背景复杂，但由于两人当时能够掀起廷议中，产生朝廷出现对立的两派进行激烈的争论就说明了这一点。
康熙在治理黄河方面，其确定人选，手段之高明之处，还在于不但能够任用坚持己见的干练官吏，而且能结合朝政权力分配的需要适时调整持不同意见的不同派别的治河官员。如治理下河时，他罢免了谎报军情的萨穆哈。但对于略加打击后靳辅继续任用，又以靳辅河务繁忙为由，派遣与于成龙结为一党的工部侍郎孙在丰治理下河。以上的例子说明康熙本人才是治河的核心。
靳辅
实际上决定治河政策的取向，和治河人选的任命的最高权力，无时无刻不掌握在康熙本人手中。这也可以说明无论提出治河策略的双方，都不能绕开皇帝本人，去施行他们的治河政策，而皇帝也不是完全依据他们所提出策略与否决定他们的任免。康熙对于治河人选的任命，除考虑到其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否正确可行，还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结合党争与巩固皇权的实际需要谨慎选择。
亲自统筹治河康熙在治河方面卓越成效，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能够选用了解治河情况坚定执行治河策略的能臣干吏，更重要的是康熙本人也亲自加入到治理河务的第一线。康熙不仅有着治理黄河的深刻实践，同时可以对比不同政策间的利弊得失从中选择当前最宜实行具体措施和最恰当的人选。
从康熙的角度，他对于治理河务有着深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一位封建帝王，他有着决定和改变这一切的绝对权力，当然他也对着一切的后果负有完全的责任，站在他的角度，黄河的治理不仅仅是治河人选的任命和治河方案的决策实施，而且关系到帝王权力的巩固、权威的维护，更关系到满洲贵族能否进一步确立，在中原乃至更广阔的清帝国版图内统治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在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内，满族作为人数相对少。在经济文化并不比汉民族更具有优势的条件下，如何能够统治管理人数众多经济文化活动都更有力量的汉民族，尤其面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很大优势的汉族士大夫阶层，不但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而且要在民生方面甚至做得更好。
黄河流经中原地区即北方汉民族生活的主要区域，黄河工程的治废自然也就关系到其流域境内百姓的基本民生。很难想象一个励精图治、蒸蒸日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进入中原确立了统治地位，安定了边疆以后如果不能积极的解决黄河流域的民生问题，妥善治理好黄河又怎么能符合汉族士大夫和中原百姓所谓“君权天授”政治伦理观念。
康熙本人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一代杰出有为的君主。作为开启长达130多年“康乾盛世”的奠基人，他具有十分难得的个人品质和良好执政水平。与此同时由于圣祖本人对汉民族文化、历史和社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王朝治乱兴替的原因规律。
当然能够意识到治河，是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的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所以康熙亲政之初便把治河着重列为当时最为要害和紧迫的治国方略。“黄河溃决关系运道民生，深切朕怀”由此便可看出康熙本人和当时满洲统治上层。对于革新政治修明治理的迫切需要和主管愿望。纵观康熙一生的政治实践当中，治河毫无疑问是其雄才大略可以具体体现主要方面之一。
创新治河经验在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的过程中，康熙时期的君臣一直对不同的治河方略有激烈的争论，对于各种治河方略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颇大的争议，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治水名臣靳辅，与于成龙之间的关于在黄河入海口，是首先采取“高筑堤坝，束水攻沙”还是“疏浚河道，引黄入海”。
在清以前由于黄河尚不如清朝多，清朝初年，由于中国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和黄河中上游地表草木植被的减少，造成岩石风化和黄土的裸露。一方面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流经下游的黄河河水所夹杂泥沙数量大为增加，情况不同于以前。
另一方面也由于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区域河防工程频繁决口，很多河段出现淤积和堵塞，使黄河水既不能顺畅的流入大海，同时也在河道两侧堆积了大量的泥沙，“地上河”由此而来。这种情况的普遍出现，意味着在康熙朝治理黄河水患的实践中，面临的形势与前代是不尽相同的。
首先，形势更加紧迫，黄河水患的程度、水灾的规模、黄河泛滥的区域较之以往都更加严重，所以对于治河工程、官吏的选拔、策略的选择都必须更加审慎采取合理的，并且能够及时的做出成效的决定。这种情况不仅在清代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对于满洲贵族这一刚刚接触治河问题的统治集团也是成败攸关的。
其次，相比于前代，治河条件有所不同。结合到具体的治河方案之中，其在实践当中措施当然也应该结合情况不同，区别采取对策，决不能照搬既有的治河模式。张鹏翮初写《治河全鉴》遭到康熙的斥责，所以自然会产生分歧。其中围绕疏浚和筑坝，靳辅与于成龙，靳辅与康熙之间都产生了分歧。
再次，康熙对于治理黄河的实践和认识，是随着几十年黄河工程治理的成败和得失，不断总结积累经验汲取教训，完善自身的治河能力，在不同的治河理念和实际手段中，结合具体到一时一地的情况，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案。
康熙朝治理黄河的教训人、物未尽用
靳辅在治理黄河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于此同时其中也无时无刻不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最初是与布政使崔维雅的治河理念的斗争，后来又与直隶总督于成龙，因为下河的问题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最终由于靳辅屯田政策制订的失误，触犯了当地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抵制。随着明珠一案的牵连获罪，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年靳辅被解除职务。后虽在此任河道总督，但于同年就病逝。
另外于成龙虽然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但是他并不是治河专家对治理黄河束手无策。毫无建树，就是康熙亲自部署的治河方略都没有能力实现。于成龙的历史证明如果他一直做地方官员，那么他的政绩一定会很突出，但这并不表明他是治水专家。两次出任河道总督，最后在任上忧郁而终。
虽然黄河治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而且由于去阶级的局限性的影响。康熙治理黄河工程，时间跨度之长，所投资之巨前所未有。许多权臣把治理黄河工程当成肥肉，许多官员把治理黄河当成肥差，上有好之，下必趋之，上下勾结在治理黄河过程中治河官员贪污腐败便成为家常便饭。
黄河水患未根除
靳辅前后治理黄河历经16年，期间虽有巨大的成绩，包括维修了洪泽湖大堤的石工部分，修建的以上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漕运的通畅与黄河水流的平稳，即便如此这些工程也间接地导致了黄河泥沙的淤积，河床不断抬高，黄河、淮河、运河的水位也同时上升。因此靳辅只能选择对洪泽湖大堤不断地延长，加高、加固。鉴于清代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清政府即使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还是无法在根本解决黄河水患。
康熙朝治理黄河对今天的启示
康熙时期对黄河水患的治理，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的成功经验和沉重的教训，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1，总的看来黄河治理应该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角度，而不是站在某个人或集团的角度。黄河治理历来就不是个简单问题，其中夹杂着封建制度的制约，统治阶级认识的局限和封建集团利益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给黄河治理，带来了无法消除的消极影响。明清两朝皇帝从自身利益出发，把治黄方略作为其内政方针的附属，经常违背科学常理，不吸取经验教训。
2，黄河治理可以采取防洪与利用双管齐下。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源头，蕴藏着巨大自然资源，我们的祖先在于黄河的斗争过程中取得了许多宝贵财富。黄河经过此番治理，先后开辟了中河，使得黄河、运河相分离，这样除了保证了南北漕运的畅通无阻，同时也促进了清代南北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3，治理黄河水患要从全局着眼，对黄河进行综合整治。今天看来，清朝政府对待治理黄河问题十分重视，参与治河工作人员多数都尽职尽责，尽心竭力，但由于自身的限制，他们仅仅重视下游的河道治理和堤防修建，而没有看到对中游地区的黄河水利问题。这种指标不治本的做法造成了，尽管长时间来清政府一直对黄河治理不断，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河患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彻底解决。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全面规划和综合整治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除黄河水患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