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他的政治思想发展是一个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从军阀混战时期反对军阀割据，到东北易帜和易帜后，拥护中央政府，到旅欧归来后的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再到西安事变前后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秉持着爱国主义这一主线的同时，其政治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也呈现出一个漫长的历程。

早在奉系军阀时期，张学良虽然隶属奉系，并在国内政治与军事舞台有相当的活动空间，但就已经产生了反对内战，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

张学良的青少年成长期，是与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相伴而生的，在其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某些元素，也随之植入了其意识之中。

同时，作为人类普遍具有的，对自己所生存的国家与故园的原始热爱，加之当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激发了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的爱国情绪，使他萌发了反帝反侵略的思想。

从东北易帜到九一八事变前，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时期。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维护国家统一，希望与南京政府合作，并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东北三省易帜，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做的第一件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它使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暂时结束了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

这一时期另一反映张学良爱国统一思想的重大事件，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军之间爆发了一场国民党内规模最大的内战，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万，前后共经7个月。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都是张学良爱国统一思想的重要表现，坚定了他为国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决心。

九一八事变到下野游欧，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陷入两难境地，要么选择牺牲东北军抗日，要么保存东北军的实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张学良与各地方实力派一样，根深蒂固的抱有保存实力就有一切的观点，他认为敌强我弱，单独抵抗也只有白白牺牲，要抵抗日本必须要实现全国统一抗战。

于是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国联也抱有很大幻想，幻想依靠国联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

张学良虽然没有抵抗日本的决心，但对抗日义勇军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支持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张学良帮助他们解决经费，支持他们的活动。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这时张学良表示要坚决抵抗，绝不妥协。2月21日，日本开始进攻热河，热河失守，全国舆论愤怒谴责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蒋介石决定对日继续妥协并牺牲张学良，在不得已的形势下，张学良通电辞职，愤然下野，赴欧洲考察寻求救国之路。

从张学良游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爱国思想不断升华，达到顶峰的时期。游欧归来的张学良，一度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拥护蒋介石独裁，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并认同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受命对红军进行围剿。

认为只有剿灭共产党才能统一，才能抗日，他把共产党排除在抗日战线之外，张学良的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在剿共战争中，东北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军事上的惨败促使张学良反思。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也极大地感染了张学良，促进了张学良思想的转变。张学良认识到为了抗日大局，为了东北军，必须要放弃“剿共”政策。

在这一时期他还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共产主义有了深的认识。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提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张学良的触动很大，让他认识到共产党和自己一样都追求抗日救国，是抗日的可靠力量，这促使张学良向联共抗日的道路上转变。

此后，张学良主动通过各种关系主动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与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周恩来举行多次会谈，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对长安军官训练团作了《中国的岀路唯有抗日》的演说，公开表明他抗日的决心，指岀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岀路，阐述了他的抗日理论。

张学良的演讲为东北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结束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有着极大的影响，“唯有抗日，人人对外，才能求得统一”。

之后，张学良开始多次向蒋介石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蒋介石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反而要求张学良加快剿共，消灭红军。

由于中日矛盾的日益激化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全力剿共，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张学良毅然发动了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兵谏。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立刻发表通电，向全国人民说明发动事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是为了抗日事业。事变解决后，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自我牺牲的精神，标志着张学良的爱国思想，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起伏回转的过程，但这其中有一条主线却贯彻始终，那就是爱国主义。张学良的国家统一、抵御外侮思想，是在维护国家和平统一、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他在主政东北前就提岀了反对军阀内战的主张；主政东北后，为了拥护中央、实现国家统一，粉碎日本侵占东北、分裂中国的阴谋诡计，毅然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他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在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他发动西安事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些都体现了张学良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侮的价值观。

在张学良看来，内争与外侮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部的战乱，会使国家力量衰竭，列强就会趁火打劫，进行侵略活动，只有国家统一，国家才会富强起来，才能够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正是对爱国主义这一理念的坚持，才使得浮沉于现代历史时事中的张学良，虽然也岀现过偏离，岀现过低谷，但最终还是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作岀对国家和民族最为正确的选择和思想条适，张学良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