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的一个傍晚，开罗特里安福大酒店的走廊里，正在访问埃及的周恩来总理刚结束一天的外事活动。当他准备回到房间休息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助手神色慌张地站在门口，手中紧握着一份英文报纸。总理接过报纸，仔细阅读着上面的内容。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眉头紧锁。＂立即给我接通北京，让陈毅同志回国后马上来见我！＂总理语气严肃地对助手说。这份报纸上到底写了什么？为何会让一向温和的周总理如此震怒？这一切还要从几天前在阿尔及尔发生的一件事说起。
一、意外事件的爆发
1965年6月，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从1964年就已经开始，各方对此寄予厚望。作为重要的与会国，中国派出了以陈毅为首的外交代表团先期抵达。
6月18日清晨，陈毅一行刚刚抵达阿尔及尔机场。迎接他们的是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官员，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接机的规格明显降低了。陈毅注意到，机场的安保力量比往常增加了许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常的紧张气氛。
当代表团抵达下榻酒店后，阿方官员匆匆向陈毅通报，本·贝拉政府与国防部长布迈丁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当天凌晨，布迈丁领导的军队已经开始在首都部署，政府大楼周边出现了装甲车的身影。
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也陆续抵达阿尔及尔。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等国的外长都已到达，但他们同样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反常的氛围。在会议预备会场，各国代表开始私下交换信息，讨论形势。
当天下午3点，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从城市西部传来。紧接着是零星的枪声。阿尔及尔电台突然中断了正常广播，改为播放军乐。布迈丁将军通过广播宣布接管政权，本·贝拉总统已被软禁。
消息传到会场后，各国代表团陷入了混乱。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率先宣布撤离，随后是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会议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也开始收拾文件，准备转移。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由于政变来得突然，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抵达，但现在却面临着安全风险。各国代表需要尽快决定是继续停留还是立即撤离，但没有人愿意第一个表态。
与此同时，第二批中国代表团已经在开罗降落。周恩来总理接到阿尔及尔局势急转直下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决定暂停行程。他让随行人员与陈毅取得联系，了解当地具体情况。
阿尔及尔的街头已经出现了军队巡逻。虽然布迈丁政府承诺保障各国外交人员的安全，但形势的不确定性让所有人都倍感压力。各国代表团纷纷与本国政府联系，请求指示。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作为重要与会国代表的陈毅身上。
二、陈毅的仓促决断
面对各国代表的询问和等待，陈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作为亚洲最大的与会国代表，他的表态将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决策。这天下午4点，在会议预备厅外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上，来自各国的记者将话筒对准了中国外交部长。
一位来自路透社的记者率先发问：＂陈部长，考虑到目前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中国代表团是否会撤离？＂紧接着，法新社和美联社的记者也纷纷举手，话题都集中在会议是否还能继续进行的问题上。
陈毅面对镜头，用英语回答道：＂目前阿尔及尔的局势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会议一定能够顺利召开。＂这句话一出，现场顿时一片哗然。不少记者开始快速记录，闪光灯此起彼伏。
正当记者会进行到关键时刻，会场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距离会场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政府军与叛军正在发生交火。记者会被迫中断，各国记者匆忙撤离。
当天傍晚6点，情况进一步恶化。布迈丁将军的部队已经控制了阿尔及尔广播电台和主要政府机构。本·贝拉总统的支持者在城市多个地点与军队发生冲突。原定第二天要举行的预备会议已经无法进行。
晚上8点，各国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印度外长辛格首先表态，认为在当前局势下继续开会是不明智的。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也附和这一观点。然而，陈毅在发言中仍然坚持自己早些时候的立场，表示局势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
这番表态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泰晤士报》驻阿尔及尔的记者当即发回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电讯。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也向国务院发去了一份关于中国外交部长＂不顾局势危险，执意推进会议＂的报告。
当晚10点，阿尔及尔市区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这一次，交火地点已经蔓延到了各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附近。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的代表团在深夜紧急撤离。到次日凌晨，留在阿尔及尔的外国代表已经寥寥无几。
6月19日清晨，布迈丁将军正式宣布接管政权。阿尔及利亚新政府随即通知各国，第二次亚非会议将无限期推迟。此时的陈毅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前一天的表态已经成为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欧美主要报纸纷纷刊登评论文章，指责中国外交部长在危急关头的＂不负责任＂表现。
就在各国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广泛报道的同时，周恩来总理在开罗收到了一份详细的情况汇报。这份报告中不仅包含了事件的全过程，还附上了各国主要媒体的相关报道。
三、新增国际影响
陈毅的表态在国际上掀起了轩然大波。6月20日，《纽约时报》以＂中国外交官无视政变危机＂为题，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文章详细描述了陈毅在记者会上的言论，并引用多位外交官的话称这是＂对阿尔及利亚国内局势的严重误判＂。
同一天，英国《卫报》的社论更是直指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外交政策的＂鲁莽性＂。法国《费加罗报》则将陈毅的表态与当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联系起来，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外交＂不顾及其他国家立场＂的特点。
消息很快传到了其他亚非国家。印度尼西亚《独立报》发表评论文章，质疑中国作为亚非会议重要成员国的责任感。埃及《金字塔报》则以较为含蓄的方式表示，在重大国际会议筹备过程中，各方都应该保持谨慎和理性。
6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他表示：＂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事件，这显示出某些国家在处理国际危机时缺乏必要的外交经验。＂这番话立即被各大通讯社转发，在国际上引起更大的反响。
就在国际舆论持续发酵之际，6月22日，苏联《真理报》也加入了评论的行列。该报以＂不负责任的外交表现＂为题，暗指这一事件损害了亚非团结。这篇报道很快被东欧多家媒体转载。
另一方面，一些亚非国家的外交官开始私下表达他们的担忧。他们认为，陈毅的表态可能影响未来亚非会议的重新召开。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表示：＂这次事件让很多非洲国家对会议的前景产生了疑虑。＂
6月23日，事态进一步发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阿尔及尔的教训》的长文，将这次事件与整个60年代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分析。文章认为，这次风波反映出新兴国家在国际外交中面临的困境。
与此同时，一些国际智库也开始关注这一事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这次外交危机可能影响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的关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则发表文章，探讨这一事件对亚非合作的潜在影响。
在舆论风暴的中心，中国驻外使馆面临着巨大压力。多个国家的媒体记者纷纷要求采访，希望了解中方的最新立场。然而，在没有得到北京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各使馆只能暂时回避媒体的询问。
6月24日，当又一批评论性文章出现在国际媒体上时，正在开罗的周恩来总理已经收到了一份详尽的国际舆论汇总报告。这份报告中不仅包含了主要国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还附有各国外交部门的非正式反应。
四、周恩来的果断处置
6月25日凌晨，开罗特里安福大酒店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在房间内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方案。与会的包括外交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和多位资深外交官。
会议刚开始，北京方面就发来了一份最新电报。电报显示，已有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过非正式渠道表达了对此事的关切。其中，几个非洲国家的大使更是明确表示，希望中方能够就此事作出解释。
上午8点，周恩来签发了第一个指示：要求各驻外使馆立即停止一切关于阿尔及尔事件的对外表态。紧接着，他又下达了第二个指示：召回所有在阿尔及利亚的外交人员，包括陈毅在内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当天中午，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收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照会要求代表团在48小时内离境，这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周恩来立即指示驻阿使馆做好撤离准备，同时要求外交部起草一份正式声明。
下午2点，周恩来在开罗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如何挽回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会议决定采取三项具体措施：首先，向所有相关国家发送外交照会，说明中方立场；其次，授权驻外使馆就此事与所在国媒体进行沟通；最后，在适当时机发表一份全面的声明。
6月26日，情况出现了新的转机。布迈丁政府派出代表，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国方面取得联系。代表表示，新政府愿意为中国代表团提供安全保障，并希望维持两国关系。周恩来对此做出了迅速回应：代表团将按计划撤离，但中国愿意通过外交渠道与新政府保持沟通。
当天下午，一架中国专机降落在阿尔及尔机场。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登机返回。与此同时，周恩来授权外交部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表示中国理解并尊重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选择。
6月27日，当陈毅的专机在开罗机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在那里等候。两人在机场会议室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召开了第三次会议，部署后续工作。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如何重建与各国的互信。周恩来提出了具体要求：各驻外使馆要主动走访当地外交部门，说明中方立场；同时要加强与各国媒体的沟通，澄清事实。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修复工作。
6月28日，中国外交部开始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各驻外使馆陆续收到了详细的工作指南，要求他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工作重点放在消除这次事件的负面影响上。与此同时，一份完整的外交文件开始在北京起草，这份文件将全面阐述中国对整个事件的立场。
五、外交转机的出现
7月初，国际舆论的焦点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华盛顿邮报》率先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审视阿尔及尔事件》的文章，指出这次事件反映了新兴国家在国际舆论中的特殊处境。这篇报道为事件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7月5日，一个重要的外交突破出现。印度尼西亚外长在雅加达会见了中国驻印尼大使，表示理解中国在阿尔及尔事件中的立场。这次会见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其他亚非国家，引起了积极反响。
紧接着，7月8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在接见中国特使时表示，阿尔及尔事件不应影响亚非团结。这番表态立即得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响应。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相继发表声明，强调维护亚非团结的重要性。
7月12日，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新上任的阿尔及利亚外长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并认为之前的事件应该翻过去。这番表态为中阿关系的改善开辟了新的空间。
同一时期，非洲其他国家也开始改变态度。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国际社会应该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阿尔及尔事件。马里、几内亚等国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7月15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长篇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在这次事件后的外交调整显示出了成熟的外交智慧。这篇文章在西方外交界引起了广泛讨论。
7月18日，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到来。在联合国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多个亚非国家的代表主动与中国代表团接触，表示希望加强合作。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
7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全面的声明，系统阐述了对阿尔及尔事件的立场。声明措辞严谨，既表达了对事件的反思，又强调了继续推进亚非团结的决心。这份声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到了7月底，更多积极的信号出现。几个欧洲国家的智库相继发表报告，肯定中国在处理这次危机时展现出的外交灵活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甚至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8月初，当第二届亚非会议重新筹备工作启动时，国际舆论已经完全改变了基调。《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社论指出，这次危机的化解体现了亚非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包容。
这种态度的转变也反映在各国的实际行动上。8月5日，在开罗举行的一次多边会谈中，参会各国一致同意将重点放在筹备新一届亚非会议上，而不是继续纠缠于过去的事件。
就在国际形势逐渐明朗之际，中国驻外使馆收到了一份来自外交部的通知。通知要求各使馆继续保持低调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也标志着这次外交危机已经基本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