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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苏南冲突之初，东欧各共产党显然都没有意识到苏南冲突的严重性。
1、东欧各国的态度在共产党情报局东欧5个成员中，在收到苏联领导人3月27日给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信件的复本之后，只有匈牙利共产党如莫斯科期望的那样，立即做出了反应。尽管在苏南冲突之前，匈共领导人特别称赞南斯拉夫的经验，并经常到贝尔格莱德取经，就在3月22日，拉科西还向苏共中央通报了他的贝尔格莱德之行，当时他还不知道苏南冲突已经开始。
但在接到苏联3月27日信的复本之后，匈共政治局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转变：4月8日，政治局通过了严厉谴责南斯拉夫人的决议，并把该决议寄送给苏共中央，其中特别指出，苏联方面可把匈共的这一决议通告给那些收到苏联信件复本的其他共产党。
于是，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通过的这份决议，立即被送到贝尔格莱德和情报局其他成员的手中。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尽管在4月6日通过了支持苏联立场的决议，但没有考虑到必须把它寄送给莫斯科，与此相反，季米特洛夫表示，在一周半之后，在他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正式访问之后的归国途中，他将在贝尔格莱德作短暂停留，并同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谈判。
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一开始也没考虑需要就苏联的来信作出决议。一得到这种提示，他们便模仿起匈牙利人的榜样。哥特瓦尔德在4月17日收到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决议的副本之后，马上声明，捷共中央主席团随后将讨论这一问题。
4月1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会议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4月23日，该决议被寄送莫斯科；同时，季米特洛夫也在4月18日把保共政治局4月6日的决议寄给了苏共中央；尽管哥穆尔卡在4月初收到苏联在3月27日的信件之后，立即表示不同意对南斯拉夫人的指控，认为莫斯科采取的行动太过分。
但是，他随后即转变了态度，并在4月19日把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寄送给了苏共中央；4月22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也按照苏联对罗共领导人的要求通过了决议并将其送往莫斯科。
上述各党在寄送莫斯科的这些决议里，都对南共领导人进行了谴责，并声明支持苏联的立场。情报局各成员不仅对苏联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支持，而且还召开会议，通过决议，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表达对苏联的支持。
例如波兰工人党承诺，保证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衷心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对破坏同苏联“友好关系”的企图保持高度的警惕。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她表示对“苏联的领导作用”给予应有的尊重，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警惕党和国家职能合一的危险。
保加利亚共产党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与其他党不同，她早给莫斯科寄去了充满自我批评的信件，并且表示对“普遍的国际紧张形势”、尤其是对巴尔干的形势“深表忧虑”。
认为在这一地区，“在这种时刻，所有民主力量必须绝对紧密团结在苏联周围，并在其领导下反对可耻的帝国主义反动派。”
至于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它们的决议是后来通过的。但是，早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5月4日给南斯拉夫的信件之前，多列士就向尤金表示了自己对苏联的支持态度，尤金在4月27日的信里将此事报告给了日丹诺夫。第二天，按照杜克洛后来在会议上发言的说法，法共通过了自己的第一个决议，随后在5月12日又通过了第二个决议。
5月20日，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处也通过决议，虽然该决议缺少某种自我批评精神，但也强调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表示意大利共产党支持苏联领导人。
这样，情报局其他成员都进行了自我批评（南共除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
2、拒不出席情报局全会的南斯拉夫但是，此时南斯拉夫领导人仍然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
1948年4月12日，在南共中央委员会上，铁托虽然表示南斯拉夫仍然是苏联最为忠实的同盟者，并且期待苏联的援助，但是他仍然强调发展两国关系“必不可少的因素首先是严格遵守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原则”，仍然认为，“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人，他们不应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生活。”
并且大会决定邀请苏联共产党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南斯拉夫，核实他们对南共的“诬告”。在4月13日南共中央就中央全会的决议发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中，南共虽然承认，在“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但并不是那种据此就可以作出苏共中央来信中所说那些结论的错误和缺点”。并且认为苏共的结论是在情报不充足和不正确的基础上作出的，首先是南斯拉夫“某些反党不良分子向苏联机构提供了虚假的、诽谤性的或带有偏见的情报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
面对铁托毫不妥协的立场，斯大林只有继续对铁托施加压力。在得到共产党情报局东欧成员一起行动的保证后，苏联领导人在5月4日致南共中央的信（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中声明，建议把“苏南分歧”拿到“在近期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讨论。
苏联建议把苏南分歧拿到情报局会议上讨论的建议遭到了南斯拉夫的拒绝。在5月17日由铁托和卡德尔签署的复信中，南斯拉夫方面通知苏联，南斯拉夫拒绝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问题，“因为情报局其他成员根据苏联的指控，事先就已经采取了反南立场。”
但是，苏联领导人召开情报局会议的决心已定。5月18日，在苏斯洛夫写给铁托的信件中，苏共中央再次提出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状况问题，并提出了召开这一会议的确切日期，“在6月上旬，大致在6月8-10日”。同时，莫斯科还把这封信的副本寄送给了共产党情报局其他党的领导人。
为了促使南斯拉夫参加即将召开的情报局会议，苏联领导人对南斯拉夫进一步施加了压力。在收到南共中央委员会于5月20日作出的不出席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决议之后，5月2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致南共中央的信中，对南斯拉夫拒不出席情报局会议的理由进行了驳斥。
苏联方面认为，“情报局有权对南共状况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在组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时所有共产党都是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出发的，即任何一个党都应当向情报局报告工作，正像任何一个党都有权批评其他党一样。”
苏联领导人以南共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参与对法共和意共的批评为例，批评南斯拉夫方面转变态度，要求取消情报局内业已建立的制度，认为无权批评南共的状况问题。
信件最后警告南共，“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还意味着南共中央已经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并且准备使自己的党和人民背叛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统一阵线。”
3、来自斯大林的压力尽管南斯拉夫拒不出席会议，1948年6月19-23日，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仍然如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与第一次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是严格按照苏联方面预定的方案进行的。会前，在苏共向情报局各党发出的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的信中明确指出，会议要讨论的是关于南共的状况问题。
6月19日，在大会的第一天，日丹诺夫就会议的程序问题再次指出，“会议的任务是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的南共状况问题，并作出重要决议。”关于南斯拉夫的状况问题成为情报局第二次会议日程中的重要问题。
从大会的会议记录来看，与会者都完全无条件支持日丹诺夫的报告，都对南斯拉夫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在讨论中，与会代表的发言都是重复日丹诺夫报告的基本观点，所有代表都表现出鲜明的反南——准确地说是反铁托的立场。
他们采取这种立场的主要的原因是，南斯拉夫直接抵制苏联的指责，尤其是南共代表不参加情报局会议。尽管哥穆尔卡和乔治乌·德治不同意苏联对南的指责，但他们都希望南斯拉夫人通过与苏联调整关系的方法，在阵营和情报局的范围内解决冲突，而对抗莫斯科的行动和不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做法被认为是是有利于敌人的，是脱离世界革命运动的行为。
在对南斯拉夫进行的批评中，与会代表还有一种普遍的愿望：要南斯拉夫人为他们以前在苏联集团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优越地位付出代价，为他们曾经是苏联第一号盟友（包括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大会时对其他各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傲慢态度和对它们的批评)付出代价。
大会最后通过了苏联领导人起草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形势的决议”，从这一决议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企图通过情报局施加思想政治上的压力，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放弃民族主义错误，也就是促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屈服。
在斯大林看来，只要把铁托集团孤立开来，即使在南共领导人不屈服的情况下，南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很快便会取代铁托集团。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所揭露的，斯大林深信，要搞掉铁托，只需他抬抬小拇指就够了。
斯大林深信，如果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苏联与南斯拉夫，斯大林与铁托两者之间进行抉择的话，他们是绝不会有片刻犹豫的。
苏联领导人通过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领导人在思想政治上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力图通过这种方法来对其他共产党特别是东欧党施加影响，使他们从南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东欧各党被认为在思想政治上存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并且是脱离马列主义的。苏共对外政策部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就已经准备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专门的情报分析报告。
这不仅涉及以前批评过的波兰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匈牙利共产党，而且还涉及到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和罗马尼亚工人党。根据材料来看，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已经准备好了组织结论。
为了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一步施加压力，同时促使各党从南斯拉夫的错误吸取教训，苏联领导人还决定公开苏南冲突。早在会议前夕，苏共代表日丹诺夫就向斯大林汇报了自己同来到布加勒斯特的各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他们都建议在大众传媒上公布苏南冲突。
“毫无例外，日丹诺夫报告说，一大家对南共都采取了不调和的立场。”“大家都一致认为，日丹诺夫强调指出，内部批评不会有理想的结果。不公开和当众揭露南斯拉夫领导人，南斯拉夫的形势就不会改变。需要尽快整顿秩序。”这种秩序显然不仅仅是对苏南关系而言的。
这样，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的准备及其会议本身表明，莫斯科成功地组织了不仅对南共领导人而且对东欧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镇压。
4、支持南斯拉夫的力量在使参加会议的东欧各党吸取教训方面，苏联领导人达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大会上与会代表所有发言的重点都是谈论关于从南斯拉夫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拉科西公开地接受了所有这些对南斯拉夫的批评意见。而贝尔曼把民族主义的影响同“不理解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准备”联系起来。斯兰斯基在自己发言的自我批评部分，集中谈了党的社会成分问题。
尽管如此，在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公布以后，苏联领导人仍密切注意着东欧各国的反应。苏联外交官和一些特殊部门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发回的情报被送至国内各个部门，这些情报显示了各国共产党，各国社会对苏联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所持的态度是怀疑的。
比如，苏联方面得到的情报显示，1948年7月1日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与会者指出，对南共的批评不能服人，个别论据不足。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称赞“铁托的勇敢和独立性”。而且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行为有时被过分英雄主义化，例如波兰的一些共产党员认为，铁托看透了苏联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化”的意图，因此反驳了俄国人。
“我们的领导害怕俄国，俄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部分波兰工人党员说。正如苏联驻格但斯克领事馆1948年7月24日的报告中所说的，相当一部分波兰居民认为，“如果没有苏联军队，波兰早就做南斯拉夫所做的事了”，因此他们希望断绝同苏联的关系。
“对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不仅居民，就连省委机关领导都甚感突然。”
在工人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在发言对决议表示支持的时候竟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对情报局指控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此外，还报告说：“如果说在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联合会议上这些党员们的意见一致，那这并不意味他们同意这一决议”，关于波工人党和社会党成员常在亲近的同志之间的议论的材料表明，他们“赞成南共领导的政策”。
波兰格但斯克、索波特、什图姆市的党的积极分子怀疑对南共指控的公正性，据驻格但斯克的苏联总领事馆报告，造船厂的工人和职员举行游行，对南共举行支持：“南斯拉夫人做得漂亮！”，“你们要有南斯拉夫人那样的行动。一造船厂一名职员罗萨克对工人党党员们说，我们也会那样。”
从捷克斯洛伐克传来的消息说，“对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和广大居民来说，情报局的决议是很突然的…铁托在捷克斯洛伐克很有威信…一些捷克斯洛伐克青年怀疑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中对南共领导人的指控。”
后来，1949年从布拉格传来了更为震惊的消息：“许多人暗地里把铁托看成值得模仿的英雄。”1949年5月，在保加利亚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过程中，基层提出了按照南斯拉夫现有制度的榜样建造国家的要求。东欧各国对苏南冲突的上述反应说明，南斯拉夫表现出的这种民族主义独立倾向在东欧国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消除这种独立倾向，需要在东欧地区开展一场广泛的社会镇压运动，为此，苏联领导人把目光首先转向了东欧具有独立倾向的领导人身上。这种政策倾向在1948年12月6日，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进行谈话的时候就已经表现了出来。
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对科斯托夫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批评他拒绝苏联驻索菲亚代表直接从相关的机构得到关于保加利亚经济的信息。斯大林把科斯托夫的这一拒绝看作就像是铁托事件一样。“我们同铁托的冲突就是这样开始的”，共产党人之间只应骸有友谊和合作，“不应有欺骗和吹嘘”，就这个问题斯大林谈了很长时间。他非常怀疑科斯托夫是在搞欺骗，在耍花招。“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政策倾向一经确定，科斯托夫案件以及东欧其他一系列案件的出台也就是必然的了。
5、顶住压力的铁托1948年春天开始爆发的苏南冲突，实质上是在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中建立由苏共中央直接操纵的总的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统一东欧各党的政治方针和把所有的改权都转交到那些赞成实行苏联模式的领导人手中，加强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应对西方集团的建立给苏联带来的挑战。
但是，斯大林的这一计划在开始阶段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南斯拉夫共产党不肯服从莫斯科的操枞，并出乎意料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
1948年夏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对南共的一次强有力的打击，使南共处于分裂的边缘。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有5.5万多名南共党员（接近12%)和近5.2万名预备党员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谴责南共领导拒绝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但是，这部分人都被作为 “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和“第五纵队”而受到镇压。
为此，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关国家保安处下设了同共产党情报局支持者作斗争的特别处，对被揭露或被怀疑同意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人进行登记。在人民阵线会议上，每个成员都受命“揭发共产党情报局奸细”，而且以提职或赦免以前罪行进行鼓励，党员必须以书面形式表明自己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态度(部分同意或不同意个别条款)。
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之后，针对情报局分子的镇压浪潮席卷全国。通过这些镇压，铁托顶住了压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南斯拉夫领导人出乎意料地顶住了压力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苏联领导人就必须把反对南斯拉夫的思想政治镇压运动持续下去，因此，反对不顺从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斗争便成了苏联政策的主要优先方面之一。
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情报局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通过共产党情报局，莫斯科监督、同时千方百计激励、组织和协调东欧国家以及西欧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意共和法共反对南斯拉夫的斗争。为此，1948年7月5日情报局秘书处第一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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