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墨瑶粥林和HFz 挖媒人HUANGF 江苏
生育，作为直接影响人口变化的核心因素，与社会脉搏紧密相连，生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改变生育行为的关键。这种观念，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是文化、政策、经济等多重力量交织的产物。我国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关于生育的讨论即掀起浪潮。政策的推行，不仅改变了人口结构，也重塑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逐渐式微。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在21世纪初叶，生育政策出现了系列调整与实施。
然而，政策的调整只是宏观叙事的框架。在微观层面，每一个家庭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变化。无论在国家政策、公共话语或个体话语中，我们都能在以家庭为小单位的群体中，窥视出一丝在特定的生育政策背景下塑造的独特的家庭叙事。
以下内容源于一次偶然的课堂讨论，有学生说起自己是家里的第四个小孩（上面均为姐姐）、也有00后学生聊起自己的50后父亲、亦有学生说自己是体重过轻的早产婴儿，于是我们决定做一篇00后记忆中的计划生育。
家庭叙事：
政策下的个体选择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孩子大多由接生婆接生，刘峰家也是如此。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很多，原因有两个：一是生理卫生知识匮乏，医疗水平低下；二是“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对男孩的渴望。即便生育条件艰苦，人们对孩子——尤其是男孩——的期盼从未减弱。
刘峰今年六十五岁，幼时因家贫被送到别人家抚养。他有四个兄弟姐妹，但饥荒夺走了姐姐和妹妹的生命，母亲迫于无奈只好将他送去别家抚养。几年后，家境好转，母亲接他回家，但没过多久，他便结婚分家。或许因为童年的分离，刘峰对亲情格外渴望。
八十年代初，刘峰与妻子结婚，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按当地的农村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的家庭可以再生一个。两年后，儿子出生。村里要求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做结扎手术，通常是女性去做。刘峰心疼妻子，决定自己去做，医生拒绝为他手术，为了骗过检查，刘峰给医院掏了钱，在身上割了一道伤口。
命运似乎充满了波折。几年后，刘峰的儿子因为意外不幸夭折。这时候农村的计划生育相对宽，他们又陆续生育了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女儿。
一些城市街头还能看到零星的计划生育标语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早期，许多家庭被迫在政策与传统的生育观念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个体的生育决策既是家庭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2000年，刘峰邻居的孩子王军刚满二十岁，他和媳妇举行了婚礼但没办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王军妻子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一直在躲避计生队。王军妻子回忆，当时怀孕的孕妇不敢出门，遇到有人来查，有些孕妇藏在房顶草垛里，甚至厕所里。路上稍微胖点的妇女也会是他们重点观察对象，这她们会被集中起来由专车送往医院检查是否怀孕。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没有怀孕的妇女会被放了让其回家，怀孕的妇女会被关在小屋里，交完罚款才可以走。村里计划生育实行“连坐”，几户人家互相监督，如果有一户查出来，其他几户也会受牵连被罚款。
政策之外还有人情。王军妻子第二次怀孕时，和街坊邻居聊天时被巡查的人看到，几个人准备将她拉走，街坊邻居拦住了计生人员，护住了她。
王军的第一个孩子是剖腹产，第二个孩子因上环失败，意外到来。之后，妻子被要求结扎，王军花了五千元做了假手术。几年后，妻子又怀孕，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第三个儿子出生后，因无法上户口，王军将孩子的户口上到了弟弟家，对外称孩子没了，以此躲避罚款。
图源网络
1991年冬，王阿姨十月怀胎，迎来了第一个女儿。在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农村，没有儿子的家庭甚至会被指指点点。王阿姨的婆婆更是希望家中能增添男丁。1993年，王阿姨再次怀孕，生下第二个女儿。正值计划生育最严时期，超生意味着高额罚款甚至失去家园。王阿姨将二女儿托付给奶奶，自己则留在家中照顾大女儿。但奶奶年迈，无法悉心照顾。一次，孩子喝了坏了的奶粉，肚子胀得厉害，家里因为害怕是超生的女儿而不敢去医院。最终，二女儿夭折。
2000年，王阿姨再次怀孕，怀到五六个月时，计生队来到了王阿姨家门口。她逃到邻居家，妹妹帮她拖延时间，做了B超，王阿姨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挣扎，最终决定打掉这个孩子。王阿姨说，若是怀的是男孩，即便倾家荡产也要生下来。
同年，她再次怀孕，怀到六七个月时，B超显示仍是女孩，王阿姨又一次打掉了孩子，这次她坚定地告诉自己，以后不再要孩子了。
2002年，王阿姨意外怀孕，而王阿姨的身体状况因多次流产，整个人很消瘦而且吃不下饭，已经不能再次经历引产了。她躲在大表哥家，最终在私人医生的帮助下生下小女儿。小女儿出生后的第14天，为了生计，丈夫杨叔叔返回老家工作，王阿姨带着小女儿躲藏在猪圈旁，靠着杨叔叔微薄的工资和邻居的接济，熬了过来。
王阿姨家
个体叙事：
刘静家阁楼里的“秘密战争”
在记忆的深处，我们村的计划生育执行得近乎严酷，那是一种容不得丝毫差错的铁腕管控。妈妈怀上我的时候，恐惧就像阴霾，沉甸甸地笼罩着全家。为了护住肚子里的我，她找了个极为隐蔽的藏身之处——老屋子上头那小小的阁楼。
阁楼简陋又昏暗，仅靠着屋顶缝隙透进几缕微光。妈妈和爸爸悄悄搬进去一张窄床，又置备了些锅碗瓢盆、被褥衣物等必需品。漫长的日子里，妈被困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为了排解无尽的孤寂，她把零碎布头、沙子搜罗起来，一针一线缝沙包，还精心制作各种手工艺品，让时间能从指尖快点溜走。
偶尔，实在耐不住寂寞，趁着夜色掩护，她会裹着厚棉衣，围巾把脸遮得只剩一双眼睛，偷偷去赴一场麻将局。牌桌上，她时刻紧绷着神经，佝偻着身子，就怕哪个不经意的动作暴露了身孕。每一局结束，妈妈都带着劫后余生般的庆幸，匆匆返回阁楼。
我出生的那一天，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村里传开。牌友们这才惊觉，原来那些日子里，妈妈藏着天大的秘密。然而，短暂的喜悦很快被巨额罚款单打破。几万块钱，在那个挣钱不易的年代，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家里瞬间负债累累，米面粮油都得精打细算。
个体叙事：
王敏家的新生奇迹
1990年，哥哥的哭声给家里带来不少欢乐。然而，欢乐并未持续太久。1995年，妈妈再次怀孕，但这一次，命运并未眷顾我们。计生队突袭，躲在家中的妈妈被抓个正着，成型的胎儿被迫引产，妈妈的身体和精神遭受重创，月子没坐好。
2000年，我在期盼中悄然来临。妈妈满心都是对女儿的憧憬。发现怀孕后，妈妈把自己锁在房间，再没迈出过一步。爸爸对外宣称妈妈去广州进货了，每次有人上门询问，都强装镇定地应付过去。
妈妈在那间房里熬过艰难的七个月，最终我早产出生，体重只有两斤六两，脑袋小得可怜，耳朵软塌塌贴在脑袋两侧。医院是去不得的，大姑听闻匆忙从山上赶来，凭借多年接生经验在家里帮妈妈接生。生下来的我不哭不闹，外婆把我紧紧夹在胳肢窝保暖。一岁时，我还瘦瘦小小，一场重病让我浑身青紫，家人不敢去本地医院，包着我就奔去外地。当时我还是黑户，只能冒用亲戚家孩子的准生证看病，好在十几天后，我竟奇迹般自愈。
快上幼儿园了，户口不能再拖，交了两万多罚款后，我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而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生育”？
生育制度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繁衍，更是社会意义上的再生产。
感谢本文作者：
墨墨、瑶瑶、粥粥、林夕和她们的拖延症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