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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社会对宋词的负面评价，主要是针对词作者的贬损，但有一点很重要，所有这些即将在我们的例子中受到指摘的“问题”词人，无一不是后人眼中当时的宋词大家。
无一不因其为词所作的贡献而在后世受到称扬。
作者和词之间的关系第一个例子是吕惠卿对晏殊的诋毁:
王安国性亮直，嫉恶太甚。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吕大以为议已，自是尤与平甫相失也。
晏殊
晏殊时任宰执，故王安石有此讥讽语，这段文字也许只是意在说明王安国与吕惠卿何以相失，但其中牵涉到了对宋词的评价，将之比为古代象征淫靡之音的“郑声”，这无疑是一种怀有敌意的贬斥。
王安石
从中不难看出，至少在某些人眼里，写作“小词”有违道德和体面，更与国家宰辅的身份不合。
晏殊一首著名的词作，吟咏秋日的寂寥之思，许多读者都会觉得词中所写是一位女性：
《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参考资料
这也许就是被吕惠卿斥为“郑声”的那种词，在我们眼中，这可能完全无伤大雅，但对于当时严厉的道学家而言。
词中对形单影只的情人那种饱含同情的描述、那种漫溢的情思（这情思还很可能被认为是“强说愁”，特别是开篇之句），以及教化色彩的完全缺失都显得非常刺眼，难怪他们一有机会便会对其大加挞伐。
吕惠卿对词的贬斥是出于儒家诗教传统，而佛教徒对词亦多有非议，下面是东京法云寺僧法秀禅师对山谷词的批评：
法云秀关西，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鲁直颔之，自是不复作词曲。
作为一位词人，黄庭坚对情事的描写往往比晏殊更大胆，他常常绕过那种只呈现离人及其孤寂之思的传统方式。
尽管这段文字中，说黄庭坚与法云秀交谈后“不复作词曲”，但我们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创作一直持续到了晚年，甚至还包括被法云秀称为“邪言”的那一类。
不过这则趣闻实际上主要想展现的是法云秀的威信与辩才，这是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如果写词的都是如同晏殊、黄庭坚这种级别的人，那么这些指责还会有多大的代表性和重要性？
古代文人对词的看法大部分的文人应该是和王安国的看法相似，即认为词只是种无害的消遣，闲来读读写写，不失为一件乐事。
他们不会觉得作为读者或是听众，在片刻闲暇中享受几首小调有什么不妥，或许还会为那些名曲填些新词。
特别是在宴席或聚会中，当有歌伎随时准备演唱他们即兴挥就的新作时，他们便更加乐意应邀创作、甚至是自发创作。
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即将谈到的：同样是这些士人，一旦欢宴结束，他们便开始躲闪，不愿被人注意到自己有这种消遣嗜好。
而且哪怕经过数年积累，词作数量已相当丰富，他们也不愿将之收入自己的文集，总之，他们不愿让人知道自己与这种文体有瓜葛，也不愿博一个“词人”的名声。
这诸多的不愿并非无足轻重的小事，它必将影响这些文人们看待词、或许还包括创作词的方式。
参考资料
而当人们意识到对词的偏见并不只局限于一小部分刻板的官员，和笃信儒家思想的文坛领袖时，词之“恶声”的问题便显得更加严重：
苏轼这个当代最伟大的词人的某些评价中，找到类似吕惠卿和法云秀的论调（尽管不是那么极端），这实在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以下是苏轼对前辈词人张先的评述:
题张子野诗集后，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湖州西溪》“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
可能有人会说，张先以词闻于世，苏轼欲为其“诗集”撰写跋文，想必会以抑其词扬其诗的方式来肯定他在诗方面的成就。
这的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他在文末也引述了《论语》中关于“德”与“色”的对比，其意是在以词比“色”。
苏轼或许不像吕惠卿和法云秀那样认为词是彻底的不伦，但至少也觉得词是不检点的、撩拨人心的。
这种偏见在整个北宋产生了相当广泛且显而易见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一点莫过于北宋人自选文集的标准，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不收词作。
词能入文集吗？文集是作家一生中所作的各类诗文的集存，也是后人认识和评判一位作家的依据，在北宋文人的普遍观念中，可以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集的文类包括：
除词以外的各种诗文，公文（比如奏疏表状），祭文，书、启、表以及题跋。
大致说来，不入文集的只有那些毫无文学性且能单行的文本（如哲学、史学著作，学术研究笺、注、评、传，笔记等），以及非正式的便笺（如给亲友的书简、尺牍）。
也就是说，词具有文学性却不能入文集，作家在编选文集时对词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本，它们被降到了和临时便条、琐碎家书一样的地位。
参考资料
很难想象，这些此时被禁抑的作品，之后却成为了世人眼中宋朝高雅文化最为集大成的一种文体。
偏见的另一个影响是词评的寥落，文人们填了词，拿去唱，与人赠答，但就是不对这种文体本身发表评论，也不愿人知道自己耽好于此。
这种普遍的沉默在1060至1070年代尤为突出，在那之后才开始有所改观，但在此之前，显然没什么人在诸如序跋之类的文评中谈论过词。
考察北宋中期最著名的文学家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梅尧臣、欧阳修，甚至苏轼的文集，我们便可发现，词在此时还远算不得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它几乎是得不到承认的。
范仲淹
这些一流作家的集子中都有大量为友人文集、诗集所作的推介之序，却没有任何一篇为任何一人所作的词集序，宋代首作词集序的重要作家是黄庭坚，但他也只写过一篇而已。
黄庭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作为北宋空前多产且创作样式极为丰富的一位作家（据今留存作品而言），他留下了大量题跋、书简、诗话。
尽管欧阳修自己也是个词人，却几乎没留下任何有关“欧词”或他人词作的只言片语，对于这种罕见的状况，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因为词的文体地位太低微了。
关于偏见，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词是一种并存于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中的文体，从其源头上来说，一首词以口头形式和以书面形式传播的可能性一样大。
前者依赖于歌女的学习和演唱，而她们往往是不识字的，其实相较于诗而言，词更依赖于口头流传，这也意味着它对其原创者的依附性不如诗那么强。
词更多时候是在诸如酒宴等场合中被即兴创作出来的，因此将其散布出去的可能是席间任何一个次日还碰巧记得它们的人，而并不一定是原作者。
参考资料：
【1】中国知网——《论晏殊闲情词的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魏梓淇、陈蕾。
【2】中国知网——《论唐宋词人身份地位的历史嬗变》侯海荣。
【3】中国知网——《论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钱鸿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