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一个村民在自家后院发现了一个被暴雨冲出来的青铜器。他当时打算把这玩意当废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店。这时一个明眼人联系了博物馆的人来高价将其收走。这就是如今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青铜器何尊。这个青铜器上有12行122字铭文讲述的是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的故事：“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
这段铭文中所出现的“宅兹中国”四个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考古实物。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人们的地理知识远没我们今天这么丰富，所以古人会很自然地以自己所生活的地区作为世界的中心。在古希腊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希腊就处于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时期曾根据与罗马城的远近距离把高卢（如今的法国）分为远高卢、近高卢。这显然也体现了一种以罗马城为世界中心的世界观。
中国古人同样认为自己身处世界的中心，因此我们的祖先把自己生活的土地叫做“中国”。其实“中国”这一名称从古至今曾有过多种含义。如今“中国”一词既可以指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中国，也可以指现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体的国家。古代历史上的“中国”也曾被用来指代中原地区，有时甚至还可能是被用来指代国都。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就是建国都于国中的意思。
西周初期的“中国”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指的就是当时的京师，所代表的是政治中心的含义。广义的中国则是泛指当时的周王朝所统治的区域。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最初的诞生之地。在这一地区的东部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和巍峨的青藏高原，北部与草原地带相接，南部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极为封闭的地理空间，而周边东西南北的少数民族都极力往中原靠近。
因此也就更加坚定了中国古人把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当成是世界中央的概念。据《辞源》记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距今大约4600年前黄帝部落联合炎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在涿鹿激战。这一战塑造了以炎黄部族为核心融合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华夏民族。根据辞海的解释：华在古汉语中有华美之意、夏则有盛大之意，所谓华夏就是华美盛大的国家。
当时华夏族多在黄河南北建都并不断扩大活动，故而称黄河中下游为“中国”，也称为“中土”、“中华”、“中州”、“中夏”、“中原”等等。生活在中国周边的民族则根据所处的方位分别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时也会出现诸如“北戎”之类的混用说法。上古时代的华夏民族是以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为核心逐渐同化周边部族形成的。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中国人民”、“华夏民族”、“炎黄子孙”这些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
一般来说华夏、炎黄更侧重于指代民族概念；“中国”一词侧重于指代地域方位概念。华夏民族相比周边其他民族较早掌握了定居农业生产、建造房屋、创造文字和计数方法等诸多文明技艺，因此华夏民族相比其他民族更早从原始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到了周朝华夏先民已形成了一套家国天下的概念：这时的人称周天子统治的地盘为天下。所谓天下是囊括全世界的是没有边际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在自已的封地上建立“王国”。诸侯又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给自己属下的卿大夫，卿大夫用诸侯分封的土地来建立“家族”。卿大夫又分封土地给自己属下的“士”。士作为最低的统治阶层不能再继续分封了。诸侯建立的是“国”，卿大夫建立的是“家”。这两者合起来就是“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组成的统治阶层构成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些大小贵族们都住在城市里。
当时天子和诸侯的都城被称为“国”，因此生活在都城的人被称为“国人”。都城近郊的“乡”则留给贵族阶级中最底层的士居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平民阶层则住在城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在当时平民居住的广大农村地区被称为“野”，所以生活在城外的平民又被称为“野人”。既然天子和诸侯居住的城市被称为“国”，所以周王室的都城就被称为“中国”。周王朝还确立了一种处理与地方诸侯国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五服制度。
在我们今天“五服”这个词是用于表示辈分关系的，然而在《周礼》中“五服”这个词有四种含义。我们今天所说的“五服”只是这四种含义之一，而在另外三种含义中有一种是和周王朝与地方诸侯国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相关的。周王朝在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一曰宾服）、要服、荒服，所以合称五服。这里的“服”是服事天子之意。
甸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高、曾祖的祭品；宾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神的祭品；荒服地方的诸侯则要朝见天子。由此可见“中国”一词在周朝狭义上就是指京城，周边的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等地都要服从京城的天子领导。《诗经·大雅·民劳》记载：“民也劳止，汔河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这里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指的就是国都王畿绥服四方的意思。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论语集解》中的“诸夏，中国也”。这里的“中国”一词不是单纯指代国都，而是泛指华夏诸侯列国。当时广义上的“中国”是指周天子统治下的所有诸侯的土地，而那些不服周王朝管束的莽荒之地则被称为四方蛮夷。这一时期广义上的中国向北延伸到了如今的辽宁喀左、朝阳一带，西面延伸到了渭河上游，东面延伸到了山东半岛，南面延伸到了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
不过有时周天子册封的一些诸侯国也会因为一些原因被其他诸侯国排斥在“中国”体系之外。《史记》就曾记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事实上当时中原诸侯在会盟时一般都不邀请秦、楚等国，只把秦、楚当成是西戎、南蛮对待。毫无疑问昔日秦国、楚国的土地如今都是中国领土，昔日的秦文化、楚文化也已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然而当时其他诸侯国是把秦、楚当成蛮夷的。
楚人是中华人文鼻祖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秦人是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后裔。按说楚人、秦人都是根正苗红的华夏子孙，然而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导致秦、楚两国长期与西戎、南蛮部族杂居。因此当时的其他诸侯国并不将秦、楚接纳在“中国”体系之内。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并不是奉行唯血统论，而是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凝聚源泉的。因此就有了中国古人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样的说法。
这就是一种以文化为本位的华夷之辨：认同华夏文化的就是华夏，不认同华夏文化的便是蛮夷。周朝的中国还是一个基于分封制的部族型国家，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华夏大地缔造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此后随着历朝历代的开疆拓土使得“中国”这个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中国”一词的概念逐渐由特指中原黄河流域一带扩大到王朝统治的所有土地。到了清代“中国”一词的外延已基本与我们现在相同。
经过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开疆拓土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等边疆地区都已完完全全被置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控制之下。当这些地区在政治上被纳入中国王朝统治之下时也就被纳入到了“中国”这个概念之内。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岁月中“中国”一词长期被用来指代中原王朝统治的疆域，但“中国”一词在古代始终没被当成正式的国名使用。尽管历代王朝都承袭了“中国”的叫法，然而每次改朝换代都会重新确立国号。
明朝时的中国人在与来华的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交流中就是自称大明朝人，而一般不会自称是中国人。在此之前的历朝历代也都是用朝代名作为国名。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清朝的首席代表索额图自称：“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是国际条约上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称号，可即使在此之后“中国”一词仍长期与清国、大清等概念混用。
直到近代的19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入学时填写的国籍仍出现了清国、大清、中国、中华、华夏、中夏等多种称谓，还有25个中国留学生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填写本国的国名。不知道怎么填写自己国家的国名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我们今天是很荒唐可笑的，可这种事发生在当年其实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的名字其实更多是别人用来称呼自己的。在古代中外交流相对较少时确实没规范统一国名称呼的必要。
古代的中国人在与早期来华的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外国人的交流有时用朝代名作为国名自称，有时则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中华、华夏、中夏、中原、中土等等。那时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也是各有各的：古希腊、古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中亚民族称中国为桃花石；古波斯人称中国为秦那斯坦；古印度人称中国为震旦；俄语、阿拉伯语中则称中国为契丹......辛亥革命后汉、满、蒙、回、藏各族秉承“五族大同”、“五族共和”的思想创建中华民国。
从此“中国”开始被正式作为国名使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然而“中国”名称的统一规范却是随着近代中外交流加深而实现的。在近代以前“中国”这一名称尽管一直存在，但始终没能成为统一规范的正式国名。1949年古老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新生：在这一年诞生的新中国是中国土地上56个民族的人民共同组成的国家，是代表了具有5000年辉煌历史、数百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华夏民族统一的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