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女红军周起义（1914-2003）,原名周其玉，安徽金寨人。1914年生，1929年立夏节起义时加入儿童团，1931年8月参加红军。入伍后，曾在红四军第10师医院当护理员。1932年冬，随红四方面军西征翻越大巴山，后在四方面军总医院担任看护长。

1935年3月，女红军周起义随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春节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调到女子警卫连担任政治指导员。长征途中改任红军总部卫生所卫生员。1936年10月，周起义随卫生所的姐妹们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她在延安担任司药。1948年在绥远省军区任助理员。解放后一直在军队从事医务行政工作。

周起义1936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妇宣队队长、医院看护长、指导员等职。提起小脚女人，在人们印象里，往往是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样子。万恶的旧社会，也给周起义留下了一双“三寸金莲”。可是，在党的培养下，作为革命战士，她就靠着这双小脚，走过了万水千山，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的实践，使人们深深地体会到，无穷的力量来源于坚定的信念。只要坚信党的领导，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就没有爬不过的高山越不过的坎！

周起义

周起义刚参加红军时，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的被服厂当战士。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时，她被调到第十师医院当护理员。1935年1月，周起义在川北王坪四方面军总医院养伤。有一天，突然听说部队要转移，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她偷偷掀开“纱布”（实际上是没有消毒的碎布条），只见两条腿肿得有瓦罐那样粗，小腿上大水泡一个挨一个的，烂得象个马蜂窝。由于筋和肌肉萎缩，小腿向后蜷曲，已经伸不直了。这是从鄂豫皖根据地往川陕根据地转移时，翻越大巴山留下的“纪念”。

当时，周起义只穿着单衣，山上风大雪紧，手、脚、耳朵、小腿、全冻伤了，住了四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痊愈。为了能按时随部队出发，周起义决定采取“快速疗伤法”：趁没人时，她把水泡一个一个地挑破，放出里边的脓血；为了使小腿尽快直起来，她硬撑着练习走路。又用稻草做个小“枕头”，休息时夹在大腿和小腿之间，不让小腿向后弯。过了几天，她的腿真的不那么疼了。于是，她就去找医院的领导，要求出院。院长看了看，不放心地说：“小鬼，你这种精神是好的，可你的伤好了吗? ”

“好了，好了!首长不相信，请看!”说着，周起义就把早已准备好的动作，重新演习了一遍，原地跳了跳，又用一条腿换着站立。

“哟，还能金鸡独立啊！”在场的领导全被逗乐了。

“院长，这哪是金鸡独立嘛，这叫金莲独立!你看周姐那三寸金莲。”卫生员小李突然闯进来打趣地说。

“真不愧是小燕子，进门就咋呼，金莲怎么着？从皖西到川北，比你少走一步、还是半步了? ”周起义假装生气地说。小李的性格活泼，爱说爱逗，人们都喜欢叫她小燕子。

“瞧，这姐妹俩真是有意思，三天不见想得慌，见了面就逗嘴。小鬼，还不赶紧回去准备呀？”院领导总算松了口。

周起义一听，高兴地抱着小李跳了起来。

出院后，组织上派周起义到总政妇宣队当队长。由于“快速疗伤法”,纯粹是拔苗助长，因此，时间不长，周起义的小腿又溃烂化脓了，水泡连成了片，不得不又住进了医院。

说是住院，实际上和在连队里没多大区别。照样是“天上有飞机炸、后边有敌兵追”，每天百十里行军不算，还得三天两头打仗。周起义的身材瘦小，又是小脚，别人大步走，她就得一路小跑。脚上很快打起了血泡，大泡套小泡、泡连着泡，一着地就象踩上针尖似的。再加脚上的疾患，每迈出一步，周起义都要忍着痛苦。在那种情况下，想靠药物减少疼痛，是不可能的。因为红军的物质条件很差，药品更是缺乏，一般轻伤员能用盐水擦擦伤口，就算最好的消毒了。所以，周起义只得更多地依靠“精神疗伤法”：一边走，一边和同志们说说笑笑、唱唱歌，一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了宿营地，她就帮着医护人员照顾重伤员。有几个同志的伤口化脓生蛆，周起义就用手一个一个地挑，用干净破布蘸盐水给他们洗伤口。这一忙，她就不觉得疼了，干完活，往地上一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同志们见周起义挺勤快，就把她留在了工农兵医院。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除院长赵开国当过医生外，其他人都是半路出家，临时从各单位抽来的，不用说给人治病了，有的穷得连药也没有吃过。医院的设备很简单，不过几把剪刀和铁镊子，四、五个药包，至于药品嘛，只有“红降丹”、“白降丹”、“膏药”等三、四种，全靠自己采、自己熬。因此，这些治疗技术也好学，时间不长，周起义就能应付下来。为了更好地掌握医疗本领，她们边行军、边学习。前边的人背块小黑板，写着“盐水”、“红降丹”、“消毒”等常用字词进行教读，后面的人边走边看。这种方法看来很好笑，可对于周起义这样没有读过书的人来说，却很起作用。她就是靠着这种方法学文化、学技术。当时，周起义还找了一本中药书，边走边背，不懂就问，走到陕北时，已经能够背下来了。

那时候，成天行军打仗、打仗行军，瞌睡很多，根本不知道失眠是啥滋味。不管是破庙里、树荫下、坟堆上，只要脑袋一沾地，立即就打起呼来。说来很可笑，有时行军拽着别人的衣襟就睡着了。有次睡了一夜觉，第二天起来一看，腰下还垫着足球大的土疙瘩。至于铺的盖的，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时，红军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天当被，地当床，树皮、草根是干粮……”要是能找到一点稻草，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一次，在一个场院里发现个大笸箩，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小周，这儿有个‘柳丝床’，就是小点儿，你睡正合适。”周起义一瞧可高兴了，这总比睡土疙瘩强啊！她躺在里面把身子弯成个“小船儿”，腿和脑袋搭在笸箩沿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同志们叫醒她，她还埋怨说：“你们真坏，把我的美梦搅没了。”

“你梦见什么啦？”

“梦见——梦见咱们到了根据地，上级决定放假，睡三天大觉。我睡得正香哩，就被你们吵醒了。”

“哈哈，小周真美气，连做梦也想得美。”

光阴似箭，一晃一年多过去了。由于张国焘主张向川康边退却，红四方面军走了许多冤枉路。周起义他们涉过了滔滔嘉陵江、大渡河，走过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过了连绵起伏的邛崃山、大雪山，在四川、西康地区来回折腾。

1936年春，组织上派周起义去女子警卫连当指导员。随后不久，她们就就来到了党岭山底，上级要求她们准备烧酒、辣子等东西，准备爬雪山时御寒。由于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残酷掠夺，老百姓穷得叮当响，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当地老百姓见周起义她们穿的都是单衣，就苦苦劝说，党岭山的冰雪都顶着天了，你们穿这么单薄，上去非冻死不可。周起义她们说，有党中央的领导，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莫说是冰峰雪岭，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过去。

第二天，鸡还没有叫，她们就开始上山了。

这山路成“之”字形，开始觉得没事，边上边说笑。往上走，空气就稀薄了，很多人越觉得心慌气短、头痛恶心，好象天也旋、地也转。于是，大伙倒安静多了，为了节省体力，尽量都不说话。

这时，担任过闽浙赣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邵式平骑着马过来了。他平时经常到警卫连来，爱说爱逗，又没有架子，人们和他相处挺融洽。他见周起义累得满头大汗，笑呵呵地说：“小鬼，累吧？来拉着马尾巴吧！”

要是能拉着马尾巴上山，那可真是享福了。可是，周起义觉得别人都不拉，自己是共产党员，哪能去拉呢？于是，她把嘴一噘，嗔怪地说：“首长，你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吧？为啥偏让我拉马尾巴？”

“哈哈，你是小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又是小脚，周起义涨红了脸，说：“小脚？你能上去，我也能上去！”说完，把头一扬，故意不理他，大步向前走去。

他紧加一鞭，大声说：“同志们，加油啊，可不能落在小周的后面呀！”一句话逗得大伙哈哈笑起来，同志们前进的步子也加快了。

太阳偏西，周起义她们才逼近山顶。这里山风刮得人站不稳，到处是没膝的积雪，雪下边是一、二尺厚的冰层，滑得象玻璃板上抹了油，稍不小心，就会坐“滑梯”，滑进深不见底的山涧。人们根本站不起米，只能手脚着地向上爬，实在爬不动了，党团员们就在前边拉、后边推。

这里的气候，正象当地群众说的那样，山顶的天、小孩的脸，一天变三变。正当周起义她们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西北方出现一股粗大、昏暗的云柱，直冲云汉，旋转着向周起义她们扑来。不一会，黑云压顶、大雨倾盆。暴雨过后，核桃大的冰雹，又劈头盖脸地砸来。顷刻间，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变成了冰甲，硬梆梆的，身上、手、脸、耳朵，冻起了水泡。在这种情况下，一坐下来就会起不来、活活地冻死在山顶上。

一个女战士冻得脸色铁青，牙齿咬得嗒嗒响，往石头上靠靠就不能动了。周起义走过去拉她，她摇摇头说：“指导员，别——别费劲了。”说着，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用瑟瑟颤抖的手，解下干粮袋，要周起义拿走。

周起义含着热泪急忙制止说：“不行！你赶紧吃几口干粮，肚里有饭，身子就发暖，我们好一块翻过雪山！”

“指导员，我——我不行了。留——留给同志们——吃吧！”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周起义她们忍着悲痛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勒紧腰带，咬紧牙关向上爬。黄昏前，终于爬到了山顶。大家又脚不停步地、立即向山下走去。天黑后，她们在半山腰上扫扫雪，就地宿营了。

翻过雪山后，周起义就开始发高烧，腿、脚烂得血肉模糊，但还是勉强跟着走。一天，邵式平找到她说：“小周，病好点了吗？我想和你淡个事。现在，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你病成这样子，我看不如找个可靠的群众家先住下，等形势好了，我们再来接你！”

周起义一听，立刻急得大哭起来，说：“我不，我不！我就是死也要和红军死在一块！不能走，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见毛主席！”不等邵式平开口，周起义又连珠炮似地说：“入党时，我已宣了誓，誓死不脱离革命，誓死不离开红军。难道这话就不算数了吗？”

“可你眼下病成这样子，尤其是那双脚……”

一提到脚，周起义哭得更伤心了，不等邵式平说完，周起义就急着说：“首长，要不是这双脚，我还参加不了革命哩。”

往日的悲惨遭遇，又呈现在她的眼前，她沉痛地哭诉起来。

“我的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小河村，虽不算富裕，可家里有田，打的粮食也勉强够吃。为什么还参军呢？那得从这双脚说起。我六岁时，婆家就送来了只有三寸长的鞋样，要我照样子裹脚。那时，我不懂事，家里人就开始给我裹脚。起初慢慢缠，七岁时缠得就厉害了。妈妈把我的脚指一点一点地捏，捏一下，用裹脚布缠一下，然后用针线把布缝起来。到八、九岁时，缠得更厉害了，还要外加“鸡肠带”，一边缠、一边喷烧酒。我疼得直哭喊，可娘狠着心，还是下死劲地给我缠，一双脚，整天折磨得火烧火燎的，白天，我偷偷地放在凉水里泡，晚上，不敢放进被窝里，而是蹬着墙，凉快点，好减少点痛苦。有几次，我偷偷拆开裹脚布，妈妈发现后，总是数落我：女孩子蒲扇脚，妨人败家没人要。骂过一通后，缠得更狠了。”

“九岁那年，母亲生下老六。爸爸一看又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把她放在地上，冻得哇哇直哭。这时，我已开始懂事了，听着妹妹的哭声，我真揪心啊。就去找奶奶说：奶奶，为什么把妹妹扔在地不要啊？”

奶奶说：“谁叫她是女的呢？”

“女孩就该扔？”周起义哭着非要奶奶抱起小妹不可。

奶奶哭得更伤心了，说：“你爸说了，成家的儿子、败家的闺女......但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咱周家的一个后娃呀！走，忠臣（周起义的乳名），抱你妹妹去！”

就这样，妹妹活下来了，起名叫冻女。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起义越来越觉得不公平，家里对自己和弟兄们不大一样。她整天被留在家里烧火、做饭、练针线，连娶媳妇的花轿从门前过，也不让她看看热闹，说她属虎的命硬，怕冲了人家喜气。家里从不让她打扮，连穿的衣服，也是捡哥哥们的破烂。她闹肚虫时，肚子疼得满地滚，家里只用烧糊的锅巴、黄连根给她治病。没参加革命前，她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只是恨父母太偏心。参加革命后，她才懂得其中的道理，才知道这是“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害了她。

1929年夏天，周起义的家乡爆发了立夏节起义（历史上也称商南起义），家乡来了红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外边发生的新鲜事一下子对周起义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她越来越感到，红军对老百姓真好，他们的一切主张，都是为穷人说话的。后来，周起义干脆剪了辫子、加入了童子团。不料，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妈妈打她，哥哥们说她是疯丫头，一家人都不理她。但是，周起义自有她的主意：打骂由你们，我要当红军”。

1931年8月，周起义刚满16岁时，家里人出了个主意，给她做了双新鞋、一身新衣服，想赶紧把她嫁出去。周起义一听，急得大哭起来，因为她见过那个男的，是个傻子。他爸是个放债的，拖着长辫子到处要帐，乡亲们恨他，都叫他狗尾巴。周起义想：我怎能嫁给这样的人家呢？于是，她哭着说；“妈，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就是死，我也不去!”

周起义的妈妈也哭了，可还是劝她：“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抱着走。你还没生下来时，我们两家就指腹为婚、许给人家了。这是命里注定的，你早晚也是人家的人呀!”

那一夜，周起义再三地劝说妈妈，妈妈还是不依，非让她出嫁不可。劝说无望，周起义气得一夜没合眼。她想了许多，想到自己十几年的痛苦，想到她所认识的一些姐妹们的悲惨遭遇，想到红军来后的可喜变化……最后她认准了一个理：只有红军，才是为老百姓着想，才能帮助我们妇女获得新生。跟着红军走，一定没错，只有这条路，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天，周起义就偷偷地跑了70多里路，到麻埠参加了红军。

说完这些，周起义擦了把泪，对邵式平说：“首长，旧礼教害了我，逼得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今天，旧礼教还没有被彻底砸烂，广大群众还没有翻身得解放，您就忍心让我半途而废吗？”

邵式平感动了，同意周起义继续留在部队。他走后，周起义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似的，生怕被部队留下，一夜没敢睡。

第二天，邵式平派来一副担架、抬着周起义行军。周起义心里很不是滋味，同志们都很累，肚子又填不饱，我怎忍心增加别人的负担呢？只坐了一天，周起义说什么也不上担架了，咬着牙跟着部队走。

部队进驻炉霍以后，情况好转了一些。有一天，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忽然找到周起义，说：“小周，听说有人给你编了几句顺口溜：‘解放脚，坚如铁，穿上草鞋大步越；踏破千年冰和雪，征途万里不停歇。’”周起义听了好生奇怪，随口问道：“你是听谁说的？这是我们连里同志编的。”康克清笑了笑说：“我听邵式平同志说，你还当过看护长？”周起义笑着回答：“康大姐，我当过护理员，也当过看护长，今年才当上指导员。”这时，康克清说明来意：“小周同志，调你这个指导员来当卫生员，你有什么意见？”周起义不知其中的缘故，连忙应道：“没有，没有，只要是干革命，做什么工作都一样！”康克清一笑：“把你降职使用，可不要闹情绪哟！”就这样，周起义就到了总部卫生所，由政治指导员改为卫生员。

其实，这一工作调动安排，都是邵式平找康克清事先商量好的。因周起义不适合在战斗连队工作，这才将她调到卫生所。从此，她就和医疗卫生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10月，周起义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她在延安医疗卫生部门担任司药。1948年在绥远省军区后勤卫生科任助理员。解放后一直在军队从事医务行政工作。

卫生所刚成立，周起义去时只有傅连璋一个人。他过去曾是外国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因为向往革命，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带着些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投奔了红军，曾挽救过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后来，又来了林英琴、陈金人、李克芬、张天南、王玉春等八个姐妹，卫生所也就热闹起来了。

周起义过去在工农兵医院呆过，也算个半拉子医生了，所以，傅医生出诊时常常带着她。这样，周起义就接触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肖克等首长的机会也就多了。朱老总很和蔼，一见面总爱问： “小鬼，多大啦？累不累哟！再加把油，到了陕北，就可见到毛主席啦!”每当听到这和蔼可亲的声音，周起义就感到浑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年7月，周起义他们开始做进入草地的准备。大家忙着筹措粮食、绳子和竹竿。她还做了点额外准备，因为这一带以畜牧为主，到处有牲畜脱落的散毛，周起义拣了些牛毛、羊毛、骆驼毛，捻成线，做了双五颜六色的毛线鞋。

一天，傅医生带她去给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接生。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一个红军后代终于降生了。傅医生严肃地叮咛说：“小周，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这是长征路上诞生的革命后代，你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后来，组织上又派来汪荣华（后来成为刘伯承元帅的夫人），她们共同接受了这项任务。由于生活条件太差，陈琮英产后身体很虚弱，整天躺在担架上。婴儿因缺乏营养，也瘦得皮包骨。周起义和汪荣华两人竭尽全力护理，千方百计地让陈琮英和婴儿活了下来。

不久，周起义他们来到了毛儿盖，从那往北走四十里，就进入了草地。

茫茫草地荒无人烟，连飞禽走兽也看不到。到处是一人高的蒿草，脚下是黑乎乎的烂泥，一踩稀软，臭气直呛鼻子。弄不好掉进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抢救不及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碰到这种情况，别人还不能拉，一拉，两人就会一块陷下去，只能几个人用绳子或竹竿往外拽。为此，走路得格外小心，必须踩着向导的脚印，一步一步向前挪。

周起义他们整天泡在泥水里，腿、脚全肿了，身上长满了虱子。休息时，男同志解开衣扣捉虱子，女同志不好意思，只能拽紧衣袖来回蹭。宿营时，连一块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到，只好几个人靠在一起，把年龄小、身体弱的同志放在当中，互相挤着取暖。冷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坐一阵儿，地下水翻上来了，还得挪窝。不仅这些，就连大小便也不方便，人们不敢远离部队，邀三个人拉着床单围起来，同志们轮换着在里边排便。

草地里虽然到处是水、草，但是水不能喝、草不能吃，因为大都有毒，吃下去肚胀、腹泻，很容易中毒死亡。进入草地时，每人只带了三、四斤炒大豆、青稞和炒面，就是按粒数着吃，也维持不到走出草地。那里，水草茫茫，没有人烟，唯一的出路，就是靠野菜度日。一路上，见到能吃的就拔，什么野韭菜、苦苦菜、灰灰菜、野蒜……都往兜里装。到了宿营地，在黑水里一涮，也不管洗净没洗净就煮了吃。有时煮一锅野菜没有油、盐，就放上一把炒面，那就是最丰盛的美餐了。就是这样，也往往是供不应求，因为卫生所经常走在部队后边，能吃的东西被前边的指战员拔光了，所以挖点野菜很不容易。一次，周起义她们捡了块烂牛头皮，在火上一烤，就连毛带血地割着吃。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嚷着：“会餐啦，过年啦!”“快来吃红烧牛肉呀！”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起义她们还是很乐观。一路上，宣传队的快板声、同志们的歌唱声，啦啦队的欢呼声......此伏彼起,大家有说有笑。宿营时，同志们好像忘记了一天的疲劳，说笑话、讲故事、唱歌曲，可热闹了！傅连璋年岁大，懂得的知识也多，周起义她们就缠着他讲故事。一天晚上，他刚讲了个开头，突然停住了。人们催他快讲，他故意咋舌头，摇摇头说：“我就是个万宝囊，也让你们倒尽了，哪有那么多故事? ”

“不行，傅医生不讲，就别让他睡觉！”姐妹们七嘴八舌地围着他吵。

“好，好，今天换个样。”他沉吟了一会，笑着说：“我给你们改改名字，好不好？”

在她们眼里，傅医生既是威望很高的领导，又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要是他给改名字，保准没错。“好，好!”“傅医生，先给我改!先给我改！”大家争先恐后地说。

“好，咱们一个一个地来。就说陈金人吧，这名字太俗，想发财，抱个金娃娃。我看不如改成陈真仁（后来成为傅连璋的夫人），愿你成为真正的仁人志士。”

“周其玉不如叫起义，既红火，又好听。”

“林英琴(安徽金寨人），叫起来咬口。不如改成林月琴（后来成为罗荣桓元帅的夫人）她，顺口好听。”

从此，周起义、陈真仁、林月琴她们三个人都有了既响亮又有新意的名字。

进入草地十几天后，粮食已经吃完了。有些同志吃野菜中毒，浑身浮肿，再加上每天遭受雨、雪、冰雹的侵袭，同志们身体极端虚弱。有时，走着走着，身子一栽，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天，给陈琮英抬担架的一个同志晕倒了。周起义看他苍白的脸，铁青的嘴唇，知道是饿晕了。她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干瘪瘪的。她把它翻过来，真是喜出望外，袋角里还残存着一小把青稞面，要知道，就是这么一点点青稞面，说不定就能救活一个战友的生命啊！他把炒面用水泡软，捏成个小条条，塞到那个同志嘴里。不一会儿，他醒过来了，看到嘴里的面条条，急忙拿出来说：“小周，你——你也是几天没吃粮食了！”

他把面条推给周起义，周起义又推给他，一直推让了三、四个来回。最后，周起义生气地说：“你这样子，怎么能抬担架?担架没人抬，红军的后代还要不要？”

他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接受了面条条，含着泪花吃了下去。

就这样，经过了整整20天时间，周起义他们才走出了草地。

过了草地，遇到的第一个村了叫核桃铺，部队在那儿休息。周起义望着泡肿的双脚，情不自禁地说：“这一会，你也该解放解放了。”可因为脚肿了，她左脱右脱，怎么也脱不下鞋来，只得找三、四个人硬拽，鞋总算脱下来了，可已经拽得四分五裂......

很多年后，回忆起长征历史，周起义说：我深深地感到革命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哪里有今天的幸福的生活啊？就我个人而言，是党把我这裹着小脚的黄毛丫头从虎口里救出来的，使我懂得了革命道理、成长为革命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