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经钩考】《易经》的哪一卦有“阴阳”“五行”之词？（修订稿）
金栋按：有人误认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阴阳说源于《易经》，医源于《易》、中医是《易经》之分支。实际上，实非如此！
今本《易经》（狭义）——《周易古经》乃占筮典籍，即本占筮而寓哲理，还有商周军事、政治、经济等史料及社会生活如渔猎、牧畜、商旅、婚嫁、农耕、工艺等。
《易经》全书六十四卦，即卦形（卦画）64个、卦名64个、卦辞64条、爻辞384条、用九1条、用六1条，除了卦形之外，文字共450辞（辞，乃长短不等的一段话，或有几个字），经文共4940个字。
《易经》全书既无“阴阳”连用之辞，又无“五行”连用之语，怎么会说源于《易经》呢？
《易经》不讲阴阳五行，是《易传》作者以阴阳说阐释发挥、附会推演《易经》奥旨。是《易传》讲阴阳，但不讲五行。据易学史料，五行与《易》结缘，始于汉代易学——西汉元帝时期京房《京氏易传》，但明显晚于西汉景武时期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
兹不揣浅陋，简述如下。
（1）《易经》本与阴阳无关
——数字卦乃阴阳爻之原型
卜、筮，古代两种不同的求神问天、以趋吉避凶、定犹疑、主决断之迷信巫术，由卜巫史官掌之。
卜，龟卜也，即殷商龟卜为取象，甲骨卜辞是也；筮，揲蓍也，即《易经》占筮乃取数，周代三《易》是也。亦即“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龟为卜，策为筮”（《礼记·曲礼》）之谓！
以今本《周易·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章之筮法操作与《左传》《国语》所记筮事互相参看，“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系辞传上》），所谓“营者，谓七、八、九、六也”（《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帛书《易传》谓之四马。每三变之结果，其余数均为九、八、七、六的四倍数或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八，或二十四，即最终得数是以蓍草变易之数九、八、七、六中的任何一个数，以求一爻，三变得一爻。其中筮得数为九、七之奇数者，用符号“一”表示；筮得数为六、八之偶数者，用符号“--”表示。十八变得六爻一卦，画地记爻，自下而上用“一”或“--”画之。只有六爻卦才具占筮功能。
帛书《易传·系辞》说：“是故《易》也者马。马也者马也。”马，通码，数码、筹码、卦码、算码、号码、算筹，又名策，即数九六七八，亦即“易者，数也，非象也”！出土于西汉文帝十二年的汉墓帛书《易传·系辞》之“马”，今本《周易·系辞传》皆作“象”，乃汉文帝、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之后儒所改矣！
连劭名《帛书周易疏证》说：“帛书《系辞》的另一重要异文是‘四马’，今本作‘四象’。《文子·道原》云：‘以天为盖，以地为车，以四时为马，以阴阳为御。’四时十二月，故马象征天数，《大戴礼记·易本命》云：‘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古代算筹称马，《礼记·投壶》云：‘请为胜者立马。’郑玄注：‘马，胜算也。’故四马如言四数，当指七、八、九、六。”
据二十世纪以后相继出土的商周甲骨、陶器、石器、青铜器和竹简帛书等，最初卦画并非用代表偶数之阴“--”和奇数之阳“—”构成，而是用九、六、七、八这四个数字组成。将这种数的图形画称为数字卦，或称筮卦。在数字卦画中七、九为奇数，六、八为偶数。在帛书《周易》中阴爻并非写成“--”，而是写成酷似数字卦画中的“八”，再变为今本《周易》中的“--”，便可见其演化痕迹；亦为数字卦与帛书《周易》联系之佐证，且可揭示从数字卦画到《周易》阴阳卦画之演变过程，又可进一步确定数字卦画是一种原始初型卦画或八卦。
据先秦史籍《左传》《国语》筮事记载，自阴阳概念出现后，至公元前544年之春秋时期，阴阳尚未与《易经》糅合，后至战国时期阴阳说盛行，此时之治《易》者，为了附会阴阳说，将符号“一”谓之阳爻，符号“--”谓之阴爻，如此而已！不是西周时期的《易经》讲阴阳，而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易传》讲阴阳。是《易传》作者以道家、阴阳家的天道观及儒家的伦理观阐释发挥、附会推演《易经》奧旨。
要之，《易经》本与阴阳无关，阴阳爻原型是数字卦，乃古代卜巫史官之所为，即在举行卜卦、筮法时用来表示奇、偶数的符号。其中，奇数九、七用符号“一”表示，偶数六、八用符号“--”表示。自阴阳概念（春秋时期）出现后，后世（战国以后）治《易》者为了附会阴阳之说，故将符号“一”谓之阳爻，符号“--”谓之阴爻。如此而已！
（2）《易传》讲阴阳
认为《周易》中有阴阳者，殊不知，只是在《易传》中大量出现，所以才有了《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的说法。
“这是说，《周易》是讲阴阳问题的。实际上，《易经》中还没有产生阴阳的概念。后来虽有史官以阴阳二气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但是，在春秋时代，还没有发现用阴阳解释《易》的例子。从现有材料来看，以阴阳解《易》，当出于战国时期……以阴阳解《易》始见于《彖传》，而且只是在解释泰、否二卦时才出现……从理论系统上看，《彖传》这种以阴阳解《易》的传统与儒家无关，而与道家相连……作为周室守藏史，老子承继以阴阳解释自然现象的史官传统，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更是明确地讲：‘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老庄的这种阴阳气化的思想应该说正是《易传》以阴阳解《易》的理论来源……阴阳学说在《系辞》中已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且构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考其渊源，主要应该是受到了道家且主要是庄子思想的影响。”（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
（3）阴阳概念最早见于《国语》！
阴阳是什么？阴阳的原始概念是朴素的，最初含义指日光的向背，与太阳（日）的照射有关。凡日之所照之处为阳（向日者），日之未照之处为阴（背日者）。
据相关史料，阴阳概念最早见于中华传世典籍《国语·周语上》，说：“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这是公元前780年对地震之解释，乃中原传世文献中最早用阴阳说理之论述。
当代易学大家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春秋战国时代的易说》说：“以阴阳的概念说明事物的性质和变化，始于西周末年的史官伯阳父，所谓‘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阴阳指寒暖二气，寒气为阴，暖气为阳，认为阴气压迫阳气，所以有地震。其所谓阴阳，属于天文学的概念。”
伯阳父，又名太史伯，简称史伯，乃西周末年宣王、幽王时之太史。太史乃太史寮（我国最早之秘书机构）之长官，掌管册命、制禄、图籍、记载历史大事、祭祀占卜、礼制、时令、天文历法等，是周王之秘书长和文职官员及神职官员之领袖，是仅次于太师、太保的执政大臣。
（4）中医经典今本《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之渊源：《春秋繁露》
有人说中医之根基是《易经》，亦有人说中医之源在道家（玄），甚至说中医源于巫等，读读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便知，中医学在汉代谓之“方技”之学，与《易》（巫）、道（玄）本不是一家。
读读东汉编纂成书的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则会发现，阴阳五行说是其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而以天人相应为理论体系，以比类取象为方法，此等明显受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思想体系之影响。
五行说是汉代之思想律，先秦阴阳家的学术思想，至汉则被汉儒五行化了，五行说亦即阴阳五行说，且是汉代官家统治哲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
又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明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
作为汉代官家统治哲学，源于西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见《春秋繁露》，其《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说，后其说大显。而董氏治学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应”之神学宇宙观，说《春秋》之灾异等。
许抗生、聂保平、聂清《中国儒学史·两汉卷》认为，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发明，一在于实际应用，其次在于构建思想体系。将《春秋》所蕴含的灾异思想同阴阳五行相结合，实际运用于社会治理。董仲舒的成就，不在于开创全新的观念体系，而在于综合儒家以及道、法、阴阳诸派既有思想，创造性地有机组合成全面的系统哲学，从而为大一统文化格局提供足够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包括如天道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说、天道与人性、天道与“三纲五常”、天命与“三统”、王道通“三”等多方面。
董氏天道阴阳五行说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天象数化，将诸法象数化。将阴阳五行相结合解释万象变迁。如天之构造，首推阴阳之气，次为五行推演，且是今文经家学。在五行说中，强调“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贵于黄”等，其意图在于确定中央权威的无上地位，通过尊土而重王。在天人合一说中，董氏最明显之特征在于人的形体结构与自然天道的结构具备高度的一致，人体是天象的完全再现，即“人副天数”。其贡献在于用比较晚出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古老的“天人感应”学说。读读《素问》《灵枢》中涉及“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等之经文，明显受董氏思想影响，如《灵枢·邪客》篇大段经文之比类推演更是如此！经学至汉有今、古文经之分，以医学经典《素问》《灵枢》而言，五脏附会五行之推演，则属今文经家学。何则？受董氏影响，五行贵土居中央以配脾，今文经家言。如许慎《五经异义》说：“今《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
而董氏是儒家，故《素问》《灵枢》理论体系受儒家思想最大。赵洪钧《内经时代》说：“《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如此便绝不会相信，用阴阳五行全面统帅医理的《内经》会成书于汉之前。这并不排除单用阴阳说、五行说、经脉说，或不大成熟的阴阳五行合流说，讲医理的文字会出现于战国。”
实际上，“阴阳”“五行”合流，特别是五行生克之说，见西汉景武时期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如何推阴阳？以五行推阴阳。如
①《春秋繁露·五行对》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
②《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而主季夏气］。”
③《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董氏“比相生而间相胜”又是何意？
所谓“比相生”，是指五行依次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而“间相胜”，是指按五行木、火、土、金、水之次序中间间隔一个，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
这个概括是董仲舒提出的，是对五行学说（董氏只谈生克，不谈乘侮）的重大贡献。所以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下册》说：“五行相生说，始见于董仲舒书。”而其对后世影响之大，其自己恐亦始料未及。如
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说：“两汉所谓今文家经学，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什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
《博物志》说：“自古帝王五运之次有二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相生为义。汉魏共尊刘说。”（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即
西汉末大儒刘向、刘歆父子俩用五行相生说（按：邹衍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相胜说推演历代帝王递变。相胜之原则，暗示朝代帝王更替是通过战争征伐，非禅让之举）附会当朝政治推演，发明了“汉为火德”（禅让）说，目的是为王莽篡权制造舆论——理论上的依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此不赘。
溯其源，近代著名学者钱穆认为，“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说：“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是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搭配上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古史辨自序下册·附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虽如此，而“《吕氏春秋》的月令与《礼记·月令》无大差别，但其中不见相生说明文。《淮南子》中已明确相生次序，但仍可能晚于董仲舒。”（赵洪钧《内经时代》）
受董氏影响，汉代医者、方士医或儒生等将“五行生克”学说，引入至人体进行生理功能（生克）与病理变化（乘侮）的比附推演，即肝心脾肺肾以配木火土金水。读读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便可知矣！读《内经》则会发现，阴阳五行学说是《内经》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传统观点认为，《内经》成书于战国西汉时期，而五行生克学说成为系统理论体系始自西汉大儒董仲舒，以逻辑推理，《内经》自然受其影响，其成书应在此后而非在此前，这怎么会成书于战国西汉前？！
又，有学者说“《内经》之学，出于道家”（胡天雄《素问补识》）。《内经》出自道家说之谬误，不必费力驳斥。因为西汉学派中，儒、墨、道、法、阴阳家都属于社会政治思想流派，而《内经》是研究人体生命现象的，她不属于、也不会出自政治思想流派。只是她援用的哲理和当时的学术流派会有关系。看一下《汉志》就更清楚，其中道家和方技，互不相干，完全不是一家。今本《内经》，虽然经过“弱龄慕道”的唐代人王冰整理流传下来，却不能据此说《内经》属于道家书。
如果说《内经》中有道家思想，那是对的。今本《内经》把道家思想较多的的《上古天真论》作为第一篇，就是王冰重新编次的结果，以示尊崇。其实，也不过是王冰尊崇而已。因为，对《内经》体系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赵洪钧《内经时代》说：“《内经》理论体系中，有以下四个自然哲学理论。即：①阴阳学说②五行学说③天人相应学说④气和气化学说。”
以上四个自然哲学理论，都早被汉代儒家全面吸收而且是两汉的主流思想。汉儒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正是他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董氏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充斥着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和气化思想。所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言：《内经》理论体系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最大，因而带有典型而深刻的汉代儒家思想烙印。（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要之，《易经》不讲阴阳五行，是《易传》作者以阴阳说阐释发挥、附会推演《易经》之旨。是《易传》讲阴阳，但不讲五行。据易学史料，五行与《易》结缘，始于西汉元帝时期京房《京氏易传》。而“阴阳”“五行”合流，特别是五行生克之说，见西汉景武时期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汉代编纂成书的中医经典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之理论体系深受其影响。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不是源于《易经》，中医不是《易经》之分支，医非源于《易》！
附：中医高手必须要会《易经》吗？
金栋按：有人在互联网上言之凿凿地说“中医高手必须要会《易经》”。果真如此吗？下面试举古代五位中医高手，请诸位看官明辨：
请问，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汉末三国神医外科鼻祖华佗、杏林圣手仙家董奉等会《易经》、懂《易经》吗？
经阅读相关史籍，未见有说！如
（1）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2）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之医疗事迹，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但未见有与《易经》相关联之记载、之说法。
（3）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之医疗事迹，虽《后汉书》《三国志》未载，然其《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之中医经典，未见有《易经》之痕迹、之影响。从《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可以看出，医圣非常痛恨“巫祝”之祝由术（《易经》乃巫术之典籍，故免遭秦火）。
（4）汉末三国神医、外科鼻祖华佗之医疗事迹，见《三国志》《后汉书》，未见有与《易经》相关联之记载、之说法。
（5）东汉末年建安三神医之一的杏林圣手仙家董奉（君异）之医疗事迹，正史未载，散见于民间传说。如晋·葛洪《神仙传》有“董奉传”，但未见有与《易经》有关联之记载、之说法！
张仲景、华佗、董奉皆东汉末年人，故被后世誉为东汉末年建安三神医。据相关史料及传说，皆未见有与《易经》有关联之记载、之说法！
又，汉代编纂成书的中医经典——《黄帝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未见有与《易经》有关联之记载、之说法、之引述！
要之，中医是否能成为高手，与是否会《易经》无关！不会《易经》、不懂《易经》，照样能成为中医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