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蒲松龄（1640-1715）的名字不仅为古代小说爱好者所熟知，而且可能绝对是中国所有人最熟知的——广泛流行的改编的小说、改编自他的小说的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有的尽管与原著相距甚远，但仍然在解说和广告上提到蒲松龄。大众文化和数字产业的多样性使得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同样，我们也很难跳出把蒲松龄与描述狐鬼文学题材之间联系起来的刻板印象。

蒲松龄画像

寻求更详细地了解作家的作品只是文学研究者中的一小部分，而对其作品深层意义的探究则在专家学者中更是凤毛麟角。

最普遍的说法是，蒲松龄是利用过去时代的作品，特别是唐代的中篇小说（传奇）的传统，将古典题材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讽刺手法融入其中。许多中国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1]这种观点也出现在许多俄罗斯国内的著作中。[2]在蒲松龄广泛而精心创作的作品集中，甚至有一个特别的部分，其中包含了作者在创作中篇小说（传奇）时使用的前辈作品。[3]

与此同时，蒲松龄本人似乎也是一个民间传说的爱好者，相传他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烟斗和茶杯，邀请所有人告诉他一个神奇的故事，[4]尽管蒲松龄在国家主流的制度中不算成功，但这些小说以精致的风格而闻名；他还是一个社会批评家，是同“儒家正统思想”作斗争的人。[5]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作家的社会地位也常常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例如，在权威2013年版的文学史中，据说他拥有科举中的秀才地位，[6]而绝大多数史料则表明他并没有这个地位。对他小说集的第一次刊行、作品的丰富性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讨论并不亚于对中国传统文学或当代文学的理解。

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步骤，总结关于蒲松龄作品的现有信息，并将其翻译成俄语，尽管这也不能说是完整的，而只是对许多相关历史和文学现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蒲松龄手迹

蒲松龄，字留仙（留仙，延迟不朽；意思是松龄留仙，延迟不朽并无限长寿的意思），另一字剑臣（剑臣，服务于宝剑的意思），号柳泉居士，据此，他的书斋称为“聊斋”。

在这种组合词语中，“聊”这个词本身并不是通常的如“闲聊，空谈”（意即聊天），因为不知何故，后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被认为是“闲聊”的意思，[7]“聊”应该是一个经典的四字组合“聊胜于无”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聊”这个词的意思是“某种”，这是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院士在翻译中提出的，因此他采用了“不寻常的书斋”翻译“聊斋”。

蒲松龄生于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的戌[8]时，[9]他出生于山东省淄川县城以东的蒲家庄。

在那个时候，这个村庄被称为“满井”，因为位于它东部有一口满水的井泉，那里的水不断积聚，以至于在它流过的边缘，流过的小溪边，柳树和白蜡树在这些溪流中生长得非常茂盛，所以这个井就被称为“柳泉”[10]。

蒲松龄邮票

大概蒲氏在元朝时期（1271-1368年）就定居在这里了，当时，这个村庄被称为“般阳”，到了明末，许多村民改姓蒲，后来村名也就改为“蒲家庄”，意思是蒲氏的村庄。[11]

蒲松龄的高祖父蒲世广是一名县级公学的廪生，也就是说，他靠朝廷的银俸生活。[12]蒲松龄的曾祖蒲继芳则只是个庠生，也就是说，他在一所地区学校里学习。

他的父亲蒲槃则不得不将科举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以养家糊口。蒲槃直到四十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但后来和妻子以及两个妾有了孩子，他一共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蒲松龄是第三个儿子，[13]也是第四个长子。[14]

1640年的五月，当蒲松龄刚刚出生的时候，一场严重的干旱降临了北方，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饥荒，以至于树上的所有树皮都被吃掉了，甚至还发生了食人的现象，[15]挨饿的人不得不挖掘遗骸以获得饱足。[16]

当年的饥荒在陕西特别严重，最后导致了农民起义，后来演变成由李自成（1605-1645）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首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在景山自杀，大将军吴三桂（1612-1678）通过山海关哨所让满族军队进入，1636年宣布的大清王朝统治了中国北部和南部地区。

蒲松龄的童年是在不断的战争和起义的环境中度过的（例如，1646年在作家的家乡山东爆发的谢迁（1598-1649）起义，直到1649年，当起义被镇压时，叛军的总部就位于淄川县）。

灾荒之年，蒲松龄的父母失去了所有的积蓄和生计，1651年，当蒲松龄只有11岁时（按中国传统计算为12岁），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7]

当时蒲松龄已经与刘国鼎的女儿有了婚聘，刘国鼎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淄川书香之家，他同意让他的第二个女儿嫁给了蒲松龄。

袁运甫绘蒲松龄书屋

蒲松龄的妻子刘孺人生于1643年11月26日的申[18]时，[19]1655年在父母的安排下，她搬到了未来丈夫蒲松龄的家，[20]两年后的1657年，他们结婚了[21]。

结婚之后，他们先后有了四个儿子——蒲箬（1662年出生）、蒲篪（1672年出生）、蒲笏（1675年出生）、蒲筠（1677年出生）和一个女儿。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有50多年。刘孺人于1713年去世，[22]蒲松龄还为自己的妻子写了许多诗歌。

与妻子相比，蒲松龄活得稍长一点儿，1715年1月22日，蒲松龄坐在窗边去世，同年3月，他被安葬在刘孺人的墓合葬。[23]

蒲松龄曾多次尝试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但都没有成功。他曾在1658年顺利通过县、府、道的“第一进学”考试。但后来参加1660年、1663年、1672年、1675年等的科举考试中一直没有成功。

蒲松龄故居

只有在1710年这个年纪，[24]（根据另一资料是1711年[25]）蒲松龄才获得了一个“岁贡生”的资格，即可以进入国子监公立学校，那里的学生都是由皇帝亲自选拔的。但这对蒲松龄来说已经没有得到晋升的可能了。

作为一名标准的私塾教师，蒲松龄有一个非常有限的生活来源，而且直到1709年他才开始撤帐，离开私塾教学作为他的主要工作[26]（根据另一资料来源，发生在1710年）[27]。当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经写完了。

当然，蒲松龄的文学遗产并不局限于《聊斋志异》，他还创作了许多不同流派和风格的诗歌、散文和纪念性碑文、历算书、民间占卜术和医学、农业等领域的著作以及十多部戏剧，主要是模仿民间故事形式的——俚曲和鼓词（如《蓬莱宴》《富贵神仙》等）；如果说鼓词是独白的文本，那么俚曲则经常假设有一系列的表演者在舞台上朗诵、唱歌和表演许多动作的表演剧本。

这些文字多是用口语写的，而且是用山东方言写的，还有一个单独的方言词列表（《日用俗字》——译者），如果没有翻译，这些作品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不可能理解的。[28]此外，蒲松龄写的辞赋和一整套格言也保存了下来。

另外，蒲松龄还被认为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这是一部100回的长篇小说，大约有一百万字，讲述了一个家庭300年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的前生、狐狸的化身和其他不寻常事件的曲折故事，思想完全符合《聊斋》的精神。

同德堂刊本《醒世姻缘传》

这部小说是用山东人“西周生”的笔名写成的，例如最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学者之一刘大杰就认为，毫无疑问，这个笔名里面暗示着蒲松龄，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版本中，他提到了这个传说，[29]并以此推断了这种情况；而且在另一个版本中，他把蒲松龄的著作权说成是一个已被证实的客观事实。[30]

此外，在第二个版本中，关于蒲松龄的整个介绍从头到尾都服从于这样一种观点，即《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在“叙事”而不是其他人，而且这是作家所有作品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著作。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这部小说也没有出现在三卷本的《蒲松龄全集》中。

因此，特别是考虑到作者自己的许多戏剧作品，以及后来根据他的作品创作的其他作品，很明显，蒲松龄这种多方面的天赋带来的荣耀远远不局限于《聊斋志异》，然而，在历史上《聊斋志异》仍被证明是他所有作品中最生动和最受欢迎的著作。

《蒲松龄全集》

这本小说集之所以与众不同，还因为它并非是作者蒲松龄在一时一地最终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创作过程类似于唐代诗人陈子昂（661-702）曾经创作过他著名的组诗《感遇》，他只是写了所有引起特殊的强烈精神活动的文字，并没有主题或风格上的统一。

但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循环系统中，则只有一个原则——精神经验的力量，产生了写一首诗或另一首诗的想法。因此，组诗《感遇》并没有被认为是统一构思或同一思想上完成的。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似乎也是如此，尽管在1679年的《聊斋自志》中，作者本人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31]

当然，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小说，详细讲述了鬼神进入人类世界的非凡经历（例如《陆判》《聂小倩》等），但也有简短的日常素描，辅以哲学评论或寓言（如《地震》《义鼠》等）。

还有一些关于稀奇古怪或生活怪癖的故事，有时非常诡异（如《蛇癖》《金世成》《犬奸》等）。

还有一些关于司法调查的侦探故事（如《诗讞》《太原狱》等）。也就是说，这个庞大的小说集并不是一个纯粹关于灵魂和鬼魅的故事集。

狐狸、仙人或危险的鬼怪肯定是这些中篇小说的常客，但作为故事的主角，他们体现了“讲述感动灵魂的故事”的原则，他们在这里与山东的贫民平等相处，奇怪的行为在震荡（《地震》），或是流浪的艺人养了两条巨大的蛇，并与它们交上了朋友（《蛇人》）。

换言之，那些曾经在心中留下痕迹并成为作品主题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可能在一般类型的主人公或相似的故事情节中统一起来的原因。这部小说很可能会一直出现在蒲松龄活跃的文学生涯中，直到他去世。

然而，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判断，即所有的“聊斋故事”都是在1679年之前完成的：正是在这个时候，作者为小说集写的前言（《聊斋自志》）才出现。

聊斋邮票

方铭教授在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是在此前完成的，[32]其他专家也大多认同这一点，[33]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有一些小说仍然是蒲松龄后来才写成的。[34]

然而，直到20世纪，仍有大量的晚期文本被发现。因为缺乏作者生前完整的《聊斋志异》版本，使人怀疑这些结论的可靠性；这一点也得到了20世纪最伟大的《聊斋志异》学者和评论家之一张友鹤先生的证实。[35]被蒲松龄的亲友们收集的手稿很可能是作者在1679年写的介绍。

然而，无论是在他有生之年，还是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一个完备的小说合集，因为这些故事是以不同的顺序排列刊刻的，并被合并成不同的卷数。

因此，《聊斋志异》手稿（创作于18世纪60年代以前）的集子与后来的作品完全不同：例如，1962年在山东发现的手稿，共有24卷，[36]后来又发现有一本被称为《异史》的六卷手抄本。

青柯亭刊本《原本聊斋志异》

而第一个木刻版的《聊斋志异》出版于1766年，在浙江杭州附近的建德镇，一种后来被称为“青柯亭本”的刻本，由赵起杲[37]亲自制作并刻在木板上，此本共有16卷，每卷都放在一个单独装订的笔记本上，共有431篇小说作品。

十九世纪后期的许多刻本也都有类似的卷数（例如，1883年版的《硃批增注聊斋志异》十六卷）等，特别是《聊斋志异图咏》。

在清末，这些刻本都保留了十六卷，而且用更少的纸张排版印刷，从八卷本（如1907年版）到三卷本，这一传统在民国时期一直延续着。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12卷的抄本，这是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第一个完整的、抄录的《聊斋志异》版本，即所谓的“铸雪斋抄本”，这是1751年由著名文人张希杰（1689-1763）抄写的，他和蒲松龄一样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第，长期担任幕宾职务或教师爷。张希杰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铸雪斋”，并用这个笔名从事文学创作。

这个抄本是基于在他以前编辑过的,还没有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就失传的一部手稿。[38]《聊斋志异》的清代十二卷的抄本变得越来越珍贵，因为它们“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39]

张友鹤的会评本成为二十世纪的通行本，在描述“聊斋”的故事时，人们普遍认可十二卷本，[40]这部中篇小说（传奇）的卷数与1679年的卷数非常不同，更不用说，在二十世纪，还陆续增加了一些作品，更不用说评论了，需要对文本进行校对，以避免前后的不一致。

《聊斋志异》的现代通行版本共有498篇作品，包括《聊斋自志》。当然 ，不同时期的有关资料中经常出现的篇数可能会略有不同，因为没有考虑到后来被陆续发现的作品。

因此，如前所述，蒲松龄本人所设想的小说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再次证明了上述短篇小说创作的自发性和缺乏时间限制的观点。也没有唯一准确的《聊斋志异》版本。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当然，在蒲松龄的其他作品中，也会出现对社会的尖锐批判的声音；还有一些对科举考试制度缺陷的批评（例如《历下吟并序》）。

在《聊斋志异》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动机，但这本身并不是小说的目的，也不是所有的小说，甚至不是大多数小说都是谴责社会的。

在描述科举考试制度弊端时，往往根本没有任何批判：例如，前面提到的《陆判》，甚至典型的科举考试小说《叶生》也不是为了谴责这种制度，而是为了歌颂友谊或忠诚，这在后面的段落中还会特别提到。

然而，在一些中篇小说中读到的或出现在作者总结作品的简短评论中的社会内涵有时是非常直截了当的：

《聊斋志异资料汇编》

例如，在《五通》中篇小说就公开地谈到了社会的困境——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写道，“异史氏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乱，无人敢私议一语。万生真天下之快人也。”[41]

在故事《三生》中，作者写道，“异史氏曰：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42]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聊斋志异》中的绝大多数文本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寻找一种普遍的、深奥的激情也不会令人信服，根据蒲松龄自己对“鬼故事”的热爱：这部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没有提到鬼魂和狼人的故事。

如上面提到的《地震》讲述了人们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刻不寻常的行为，而《海大鱼》则讲述了在清明节前夕在海边看到的巨大海洋生物。

《斫蟒》是一个关于伐木工人与巨型蟒蛇冲突和兄弟之间情谊力量的故事，而《铁布衫法》则是一个关于气功大师的故事。这类文本很多。但是，当涉及到对不同的地狱存在的描述时，有时你不能称它们为真正的神秘。

在清代对一系列中篇小说（指《聊斋志异》——译者）的评论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话：“深夜读至此，纸暗灯昏，令人毛发森立”（清冯镇峦[43]评《尸变》语）[44]，而这样的评价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如此生动和可怕地描绘了从坟墓里出来的人所做的恐怖画面——进而在许多神秘主义者的故事中被随意提及，无论是对情节还是对作品的思想都没有影响。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

例如，《真定女》就是一个悲伤和完全平常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被带到丈夫的家里，在未成年的时候就怀孕了。

在这里，清朝进士评论家但明伦（1782-1855）的评论写道：“谓之妖异也可”（但明伦评《真定女》语）[45]。

在《四十千》中写了一个沉闷的家庭故事，讲述了一个大司马的总管家的儿子在婴儿期就死亡的故事，与管家梦中看到的所谓预言有关，但除了一个关于他的单一线索外，神秘的预言再也没有被打破。

也就是说，神秘主义、社会讽刺、对科举制度等许多方面的批评，以及蒲松龄小说中出现的任何其他思想，只有接受上面阐述的“灵魂分离者”的画面作为创作每一个故事的主要原因的论点，才能把它们统一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也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被认为是小说集的共同体。

《聊斋志异详注新评》

这种认识很可能解释了《聊斋志异》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尽管有许多这样的选集（如袁枚的《子不语》、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宣鼎《雨夜秋灯录》等），正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读者需求和认可方面毫无疑问地保持着优先地位。

关于哪些小说在主题上或艺术上更为接近，哪些小说在风格上是不同的争论也是十分有趣的话题，[46]但并没有揭示这种前所未有的流行的原因；读者对作者的精神体会和同情心可能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作家对《聊斋志异》中每一个异质情节的真实热情，使我们不仅能够解释完全不同主题和倾向在同一个文本中的平衡，而且能够理解这种方法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同时借鉴原始的故事情节，并从前辈文学作品那里借用。

蒲松龄从哪里借来的故事主题值得我们单独和认真地研究，但有些观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引申某部经典作品的主题。

例如，《叶生》和唐代陈玄祐（公元8世纪）的中篇小说《离魂记》相近，尽管后者被视为前一篇小说的基础，[47]但从情节的角度来看，它与灵魂可以脱离身体的概念毫无关系。

但在六朝文学和唐代文学中，关于离魂的故事有很多（如《卫庭训》选自《集异记》，《仇嘉福》摘自《广异记》，《庞阿》来自《幽明录》，《郑氏女》来自《宣室志》等），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当然，有时借用是毫无疑问的：例如，故事《续黄粱》，阿列克谢耶夫翻译成——《煮粥时刻（旧故事的续集）》，非常明显的指明是唐代沈既济（750？-800）中篇小说《枕中记》；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可以说，中篇小说《杜子春》来自李复言（公元8-9世纪）的《续玄怪录》。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这种借用不是模糊的，而是强调作者的艺术思想，通过转换、增加和引用来表达，这只能通过将《聊斋志异》文本与原始的故事原型进行比较来理解。

但是，如前所述，引用前辈的故事并不是《聊斋志异》的基础或常用的方法。作者的大部分故事都是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对家乡的传说和故事了如指掌，这与整个山东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翻看一下他的作品就足够了），或者是通过其他省市喜欢鬼神故事的人寄来的信件中获得的。

作者本人在《聊斋自志》中也谈到了这一点，[48]后来关于蒲松龄小说研究的著作中也总是提到这一点。

事实上，这是另一种接触中国各省民间传说的方式（《聊斋志异》涉及到许多南方信仰和传说，尤其是浙江、湖北、湖南的很多），作者根本不会亲身经历，因为他只在1670年离开过山东一次，在江苏（宝应县）当了一段时间的幕僚，为一个叫孙蕙（1631？—？）的比较亲密的进士朋友。[49]这是蒲松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长途旅行，而且时间很短。

《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

此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但偶尔会去山东其他地方看望他的朋友或亲戚，如在1672年蒲松龄和朋友们一起去了海边，并且到了崂山，在那里他收集了当地的海洋奇观故事。[50]

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蒲松龄在选择故事题材时的自觉性，在某些活泼的冲动中，作者感兴趣的力量感染了读者。

此外，《聊斋志异》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被认为是传奇小说华丽的语言和完美精致的叙事风格。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无论故事的题材是什么，所有的聊斋故事都是用蕴含着无限意义的华丽的文言文写成的，蕴含意义在间接引用、暗示和创造许多意义层次的作品中，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赞赏，特别是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的读者。但如果不是在最复杂和特殊的环境中巧妙地使用精致的文言，蒲松龄几乎不足以让《聊斋志异》获得如此一致的认可。

作者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用高超的古典语言精准地表达了简单的口语特征，同时又保留了人物语言的个性特征。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书面语言，在这种书面语中，欧洲诗歌的韵律由相邻的象形文字的完美组合传达出来，[51]它不仅听起来很好，而且很有感染力。

例如，在中篇小说《王六郎》中，当主人公姓许的渔夫来到一个遥远的县去看望一个成为当地土地神的鬼魂朋友时，他与当地的居民交谈，他们的语言与许姓家乡的对话完全不同。

《蒲松龄评传》

当被问到这座庙宇在哪里时，主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得无客姓为许？”在回答“是”之后，主人又提了一个新的问题：“得无客邑为淄？”第一个和第二个句式都是有节奏的，而节奏又接近民间的语言。

在当地居民告诉他，他们早就预知的原因时，这种特征更是尤为明显：“数夜前梦神言：淄川许友当即来，可助一资斧。祗候已久。”意思是说：几天之前，神灵在梦中对我们说：“淄川姓许的朋友很快就要来了，你们可以帮助他支付在旅途中的费用。我们在此恭敬地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52]

从语音节奏上看，它非常接近于普通的表达形式，有如仆人的销售叫喊（“吆喝声”），伴随着快板儿一样的节奏。

但《聊斋志异》的对话发音并不局限于用精致的文言来模仿俗语，在小说文本中还可以看到诗歌的句式，通常，对话的美可以通过精致而有节奏的散文来表达（例如，中篇小说《聂小倩》），也可以“发声”，旋律优美。

例如，宁采臣和聂小倩之间的对话就是用四个字的优美句式进行的，不仅充满了含蓄的隐语和暗示，而且旋律婉转，节奏优美，几乎无可挑剔。

《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

女笑曰：“月夜不寐，愿修燕好。”宁正容曰：“卿防物议，我畏人言; 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女云：“夜无知者。”意思是：聂小倩说：“月色撩人，我睡不着觉，想和你说一会儿话。”意思是：宁采臣说：“我怕别人说闲话，如果失败了一次，诚实和羞耻就会立刻被毁掉。”聂小倩回答说：“晚上没有人知道这件事。”[53]

四、《聊斋志异》的外文译本

因此，无论是作者对所描述的故事的生动性，还是风格的独特性，以及蒲松龄直接从民间传说中或从自己的经历中提取的诸多故事的新颖性，都使《聊斋志异》深受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喜爱。

然而，这也给翻译成外语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在远离远东地区的文化区域中。几代人喜爱的聊斋故事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例如，1880年，翟理斯（1845-1935）的英文译本在伦敦出版，名为《聊斋志异英译选》，[54]同年，于雅乐（1857-1897）的中篇小说《种梨》的译本在法国出版。[55]

此后，欧洲语言的翻译数量相当可观，据统计，《聊斋志异》英文版在不同年份被不同的汉学家翻译了七次；例如在二十世纪初，乔治·苏利纳·德·莫朗（1878-1955）《聊斋志异选》；[56]二十世纪初由陈季同（1851-1907）[57]和路易·拉卢瓦（1874-1944）[58]翻译的法语版《魔法故事》。

但是这些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与原著的接近程度也与出版时的差异很大，甚至在翟理斯的译本都没有提到作者蒲松龄。

《英美聊斋学研究》，任增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译本第一次提到这个名字只能在“前言”的16页上找到，[59]关于作者的信息只占不到一页的篇幅，而《聊斋志异》本身在其流行程度上被比作《一千零一夜》，[60]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翻译者来说，《聊斋志异》只是一个文本，因为这里的翻译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重述。

它不仅排除了《聊斋志异》里的绝大多数小说（近500篇小说中约165篇被翻译出来），而且小说本身的翻译也是非常零碎的，且有许多不准确之处。

在其他汉学家后来的译本中（首先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些缺点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在同一时期，《聊斋》也开始被翻译成俄语。第一个翻译成俄文的是莫纳斯德列夫（1851-1881），他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的研究者，第一个把《春秋》译成俄文的人。

他的《聊斋》译本于1878年出版，即发表在《国闻》杂志上的《毒草》（即《水莽草》——译者），[61]但当时读者对该出版物没有明显的反应。这可能是由于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教授（1818-1900）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的指导下学习的结果。

《中国文学史纲要》

瓦西里耶夫院士为学生们提供了中篇小说《水莽草》的翻译，也就是《毒草》作为学习汉语使用，他甚至把这段文字连同《聊斋》里的另外四篇小说一起收录在1868年印制的他手写的《汉语文选注释本》第一卷中。

这本《汉语文选注释本》后来分别在1883年和1896年再次印刷出版，其中包括瓦西里耶夫院士翻译的中篇小说的译文。[62]

瓦西里耶夫共出版了五篇聊斋小说的译文，[63]但它们也没有成为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事实，因为它们首先是在专门的教育出版物上发表的，其次是为了汉语学习目的，而不是为了文学艺术目的。

1900年《新世界文学会报》刊载了《聊斋》的一个片段，由一个名叫刘世祯（音译）[64]的人翻译的，[65]在1909年出版了《聊斋志异选译》单行本，原载自1907年《俄罗斯地理学会恰克图等地分会著作集》，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和西夏文学家伊万诺夫（1878-1937）翻译。[66]

但读者群众的反应也没有表现在任何地方，这只能意味着公众舆论对这些出版物漠不关心，而只是对它们的无知。

后来，优秀的俄罗斯汉学家巴拉诺夫（1886-1972）、达尼连科（1875-1955）和什库尔金（1868-1943）等，他们在中国东部铁路系统工作，在哈尔滨出版的《亚细亚时报》第34期、[67]第48期[68]、第49期[69]先后刊登了他们翻译的一些译本，但由于非专家对这一出版物的缺乏了解，这些译本也不为公众所知。[70]

蒲松龄小说在俄语翻译史上的一个全新篇章始于二十世纪的20年代，当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转向作家的文学创作，他对蒲松龄小说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07-1909年和1912年的中国之行时期。最后，他把《聊斋志异》翻译成俄语。

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志异》俄文译本

这项工作进行得很快，结果出版了四个版本：1922年的《狐妖集》、[71]1923年的《神僧集》、[72]1928年的《异闻集》[73]和1937年的《异人集》。[74]

在编撰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中国原著的本来篇目结构顺序，而是从所有的集子中选择了符合作者设计的小说（例如，《狐妖集》中都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并将其共同集成到每一卷中。

蒲松龄1679年撰写的《聊斋自志》也被翻译成了俄语。尽管第一本和最后一本书之间的时间差是15年，但《聊斋志异》翻译的成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文本后来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在不同的出版社多次以俄语重新出版，一直到今天。

其中最完整的是1988年出版的《聊斋志异》俄译本，[75] 特别是2000年出版的《聊斋志异》俄译本， [76]后来又陆续出版的版本都据此再版了。

《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尝试也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瓦西里耶夫（王希礼，1899-1937），在他1931年发表的关于《聊斋志异》古代渊源的文章中，他翻译了四个短篇故事，并认为这四个故事是《聊斋志异》中四篇小说的原型。[77]但无论是译文本身还是文章观点都没有受到科学界或普通读者的特别注意。

同样，193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文学》杂志上，一位知识渊博的东方学家，曾写过关于中国和中亚文化的佩斯托夫斯基（1889年–？）翻译了《聊斋志异》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没有引起注意。[78]

实际上，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也只翻译了《聊斋志异》498篇小说中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156篇（尽管另外三篇似乎是以手稿本的形式翻译的——《赵城虎》《鸿》和《象》——并收录在文集中，[79]但出于各种原因，将它们归为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志异》，似乎并不准确）加上《聊斋自志》。

在大约全集50万字中已经翻译了20万字左右，略高于三分之一。

总的来说，阿列克谢耶夫翻译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聊斋志异》。还有一些中篇小说，如《折狱》和《于中丞》被分为两部分，分别发表；小说《局诈》则被分为三个部分，作为三个不同的故事发表。

许多小说在发表时没有后记（指“异史氏曰”——译者），翻译者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不可能用俄语来翻译。

然而，《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于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为何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学者们讨论的已经太多了。例如，李福清（1932-2012）[80]在这个问题上就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其中分析了在翻译中对文本处理的特点和在改编《聊斋志异》中所展示的创造性技巧。

《二十四诗品研究——阿列克谢耶夫汉学论集》

我认为阿列克谢耶夫译文最重要的贡献是，它有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与蒲松龄原著的精神十分接近：有些古老、精致，同时又灵活、生动，译文有时因简单的穿插而激活，有时被古典引文的精致所激活。

这种风格是一种理想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聊斋志异》的故事突然变得不仅引起俄罗斯读者的极大兴趣，而且非常受欢迎，以至于阿列克谢耶夫译本的重印本仍然不会在书店的书架上停留太久（即被销售——译者）。

当然，在阿列克谢耶夫去世之后，也有译者曾尝试让俄罗斯读者更进一步熟悉蒲松龄的小说。这就是在1961年出版的《聊斋志异》俄译本，翻译者是乌斯金和范加尔[81]，1981年他们又出版了著作《蒲松龄和他的小说》[82]，此外，汉学家费什曼在1984年出版的《世界之镜》中还翻译了《书痴》。[83]

然而，这些出版物中没有一个像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本那样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没有一个人受欢迎程度能比得上阿列克谢耶夫受欢迎的程度。[84]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写作风格，它是非常成功地建立在《聊斋志异》的文本基础上，完全符合俄罗斯读者的期望，而在1961年和1981年的翻译版本中，译者总是与原著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有关这些版本的更多信息，可参见笔者的文章）。[85]

无论如何，阿列克谢耶夫在《聊斋志异》的翻译中的风格和技巧被发现并巧妙地运用，还可以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清楚地感受到。

不仅东方汉学家和文学家（如阿里莫夫和雷巴阔夫，他们以“霍尔姆·杂气克王”为笔名出版了《欧亚交响曲：没有坏人》系列小说），而且还有与汉学相距甚远的作家，如乌斯宾斯基（1950-2014）。

如果说在《欧亚交响曲》系列中，除了其他明显受阿列克谢耶夫翻译影响的痕迹，有一卷叫《狐妖案》[86]的完全受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志异》的精神和典故影响的话，那么，乌斯宾斯基关于“圣战”小说系列 [87]的主要人物之一——流浪僧侣刘七，则完全是一个“聊斋式”的人物；此外，在小说文本中还经常出现《聊斋志异》中的词语，这些词语正是以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风格表达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献资料，我们正在考虑翻译的佩列维的《狼人圣书》[88]也是讲述传说中狐狸的故事，它们以人类的外表和诱人的方式出现，这清楚地证明了人们对阿列克谢耶夫译本《聊斋志异》的熟悉程度（关于《聊斋志异》对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影响，参见笔者专门的文章）。[89]

《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俄罗斯》

在《聊斋志异》的新译本中，我们希望保留前贤创造的最好的东西，并补充了他没有翻译的部分。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以其原始的形式出现，无论是翻译文字本身还是评论都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

为此，他翻译了的小说的题目以蓝色字体排印，他对小说的评论文字也以蓝色字体排印。其余的小说都由斯托罗若克（即索嘉威——译者）翻译。这部分的小说题目和评论文字以红色字体排印。

这不仅有助于识别翻译者的身份，而且也避免了注释中出现重复和差异的问题：有时对某些概念的解释则需要澄清或补充；在这个译本中，读者能够同时熟悉两个版本的解释，这些解释充分延续了百年不间断的汉学研究。原始译文的拼写和标点符号也得以保留。

当然，蒲松龄小说的翻译原则仍然是依照阿列克谢耶夫的，但有一种情况：在新翻译的小说中，中文的语言特征，如韵文、诗歌、民间俗语等恢复原初的叙事风格，将保留原意并充分地用俄语翻译体现。

同样，将尽可能保留原始语词的结构、语法和特征。唯一的情况下，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出现某种与原著不符的情况：如以前被拆分的小说在这里将以新的整体形式展现，以原始的题目为标题，并且补充缺失的部分（用颜色特别标出）。

《聊斋志异》索嘉威俄文译本（2022年）

本书的小说顺序也按照中国传统的12卷本的顺序排列，不再按照上述四种阿列克谢耶夫译本的顺序排列。为了保留后一种情况，我们把阿列克谢耶夫撰写的《聊斋》译本的四篇序言分别置于这个译本的前四卷的附录中。

本译文的底本经过了最权威的现代版本和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刻本进行校对，包括《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和《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的版本。

本书的插图说明：1886年上海同文书局以八册十六卷本出版了《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石印本，它包含了445篇小说，每篇都有一个单独的插图（此外，每册分别有一个画框）。

当时最好的画家被邀请参加了这项工作，著名的文学家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用与小说思想相关的七言四句诗以补充每幅插图。

同年，这些插图的一个精美的副本随即出现在上海的另一版本中，该版本由江左书林石刻印刷。插图的复制品也非常精美，如果不加以仔细比较，几乎无法区分出它们的不同。

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这些插图在其他石印本或木刻本中被多次复制。它有时被复制得非常精确，有时与原始的版本略有不同。

在我们这个译本中，读者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最好的印本的插图，这些插图也是按传统的12 卷本顺序排列的。插图周围的原始边框也被保存下来，因为在后来的印刷品中，这些边框经常被删掉或被更简单的边框所取代。

索嘉威教授

另外，每幅插图中诗歌的译文也与《聊斋志异》的其他研究资料一起被收录在本书的第七卷补编中。

2023年7月20日 初稿

2023年8月01日 修改

2024年1月16日 改定

注释：

[1] 例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图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2年，第一册，第1页。

[2] 例如：李福清，《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载《东方经典文学的俄译本：评论、分析、批评》，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203页。

[3] 例如：《聊斋志异资料汇编》，朱一玄 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0页。

[4]【俄】李福清，《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载《东方经典文学的俄译本：评论、分析、批评》，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5] 蒲松龄，《聊斋志异》俄译本，瓦·米·阿列克谢耶夫译，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559页。

[6] 方铭，《中国文学史》，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4册，第291页。

[7] 《聊斋故事选》，乔治·苏利耶·德莫朗译自中文，波士顿和纽约：休顿·米夫林出版社，1913年，序言14页，正文166页。

[8] 即夜里7时至9时。

[9]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356页。

[10] 同上，第3355页。

[11] 同上。

[12] 《蒲松龄年谱》，陆大荒 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1页。

[13]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356页。

[14] 《蒲松龄年谱》，陆大荒 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页。

[15]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356页。

[16] 《蒲松龄年谱》，陆大荒 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页。

[17] 同上，第7页。

[18] 即白天3时至5时。

[19]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357页。

[20] 《蒲松龄年谱》，陆大荒 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8页。

[21]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364页。

[22] 同上，第3427页。

[23] 同上，第3329页。

[24] 蒲松龄，《聊斋志异》，于天池 注；孙通海 于天池 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册，第6页。

[25]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420页。

[26] 同上。

[27] 蒲松龄，《聊斋志异》，于天池 注；孙通海 于天池 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册，第6页。

[28]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275-3287页。

[29]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册，第308-311页。

[30]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责任编辑董令生，一卷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册，第596-597页。

[31] 蒲松龄，《聊斋志异》，于天池 注；孙通海 于天池 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册，第2页。

[32] 方铭，《中国文学史》，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4册，第293页。（此处页码标注有误，应为第264页——译者）

[33]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383页。

[34] 《蒲松龄年谱》，陆大荒 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8页。

[35]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评本，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18页。

[36] 蒲松龄，《聊斋志异》，于天池 注；孙通海 于天池 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册，第10页。

[37] 赵起杲此前在杭州任职，1765年到位于浙江东部的严州任知府。

[38] 这个抄本后来多次被整理出版，例如：蒲松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册，共747页。

[39]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评本，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28页。

[40] 最完备的《聊斋志异》本，除了张友鹤的会校会注会评评本之外，还有任笃行辑校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共四册，2460页；于天池注《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共4册，5414页；盛伟编《蒲松龄全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共3册，3470页。

[41]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评本，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册，第1420页。

[42]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评本，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74页。

[43] 冯镇峦，1760-1830，清代学者，《聊斋志异》著名评点者。

[44]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评本，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5页。

[45]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评本，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78页。

[46]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册，第309页。

[47] 《聊斋志异资料汇编》，朱一玄 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34页。

[48] 蒲松龄，《聊斋志异》，于天池 注；孙通海 于天池 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册，第2页。

[49] 《蒲松龄全集》，盛伟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3372页。

[50] 蒲松龄，《聊斋志异》，于天池 注；孙通海 于天池 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册，第354页。

[51] 索嘉威，《三教与中国文化：唐代文学艺术中的儒释道》，圣彼得堡，“桦树”出版社，2010年，第224-229页。（此处原文只是随文注释出序号和页码，译者查找出处并核对后增加了这条注释。）

[52]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评本，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28页。

[53]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评本，张友鹤 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161-162页。

[54] 《聊斋志异选》，翟理斯 翻译和注释，伦敦：德拉律公司，1880年，第1-2卷，序言32页，正文共836页。

[55] 《种梨》，于雅乐翻译，巴黎，《亚洲杂志》，1880，8-9月，第117期，第281-284页。

[56] 《聊斋故事选》，乔治·苏利耶·德莫朗译自中文，波士顿和纽约，休顿·米夫林出版社，1913年，序言14页，正文共166页。

[57] 《中国故事集》（改编自《聊斋志异》），陈季同 译，巴黎：卡尔曼-列维出版社，1889年，共340页。

[58] 《魔法故事集》，根据蒲松龄的古典作品（《留仙》）改编，路易·拉卢瓦翻译，巴黎：文艺出版社，1925年，共216页。

[59] 《聊斋志异选》，翟理斯 翻译和注释，伦敦：德拉律公司，1880年，第1卷，第16页。

[60] 同上。

[61] 《水莽草》，莫纳斯德列夫 译，载《国闻》，1878年，第195期，第5页。

[62] 《汉语文选注释本》，瓦西里耶夫 编印，1883年，圣彼得堡，第1册，共143页；1896年，第3版，第1册，共143页。

[63] 索嘉威《<聊斋志异>在俄罗斯》（中文），载《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学报》，2019年，第12卷，第10号，第1944页。

[64] 此人可能是当时天津俄文教师柳鲍姆德洛夫的中国学生。参见《停滞的中国城墙内外》，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圣彼得堡《新边疆报》，1903年，第53页。（此书中文译本名称《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页。）

[65] 《聊斋志异选译》，刘世祯（音译），斯米尔诺夫编辑，载《新世界文学会报》，第9期，603-606页。

[66] 《聊斋志异选译》，伊万诺夫译，载《俄罗斯地理学会恰克图等地分会著作集》，1907年，第10辑，第1-2期，第48-66页。

[67] 《亚细亚时报》，哈尔滨，中东铁路局，1915年，第2期，总第34卷，269页。

[68] 《亚细亚时报》，哈尔滨，中东铁路局，1922年，第1期，总第48卷，184页。

[69] 《亚细亚时报》，哈尔滨，中东铁路局，1922年，第2期，总第49卷，275页。

[70] 具体篇目为：《跳神》《促织》《蛰龙》《太医》《狐谐》《珊瑚》《孝子》等刊载《亚细亚时报》1915年第34期，巴拉诺夫译；《赵城虎》刊载《亚细亚时报》1922年第48期，丹尼连科译；《细柳》刊载《亚细亚时报》1922年第49期，什库尔金译。（按：此处作者统计有误。——译者）

[71] 《聊斋·志怪集》，阿列克谢耶夫译，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1928年，272页。

[72] 《聊斋·狐妖集》，“世界文学丛书”，阿列克谢耶夫译，圣彼得堡，国家出版社，1922年，159页。

[73] 《聊斋·神僧集》，“世界文学丛书”，阿列克谢耶夫译，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3年，278页。

[74] 《聊斋·异人集》，阿列克谢耶夫译，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7年，494页。

[75] 蒲松龄《聊斋志异》，阿列克谢耶夫译，莫斯科，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1988年，559页。

[76] 蒲松龄《聊斋志异》，阿列克谢耶夫译，圣彼得堡，东方文献出版社，2000年，784页。

[77] 瓦西里耶夫（王希礼），《<聊斋志异>的古代渊源》，载《苏联科学院学报》，1931年，第7辑，第1期，第23-52页。

[78] 《聊斋志异》之《罗刹海市》，别斯托夫斯基译，载《乌兹别克斯坦文学》，1936年，第3期，第105-112页。

[79] 蒲松龄，《狐妖集·神僧集》，阿列克谢耶夫译，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2008年，320页。

[80] 【俄】李福清，《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载《东方经典文学的俄译本：评论、分析、批评》，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203页。

[81] 蒲松龄《聊斋小说选》，乌斯金、范加尔 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61年，383页。

[82] 乌斯金《蒲松龄及其短篇小说》，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1年，262页。

[83] 蒲松龄《聊斋志异》之《书痴》，费什曼译，载《世界之镜》，莫斯科，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84年，第33-37页。

[84]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翻译的小说数量也很大，而且都不是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小说篇目。其中，乌斯金翻译了65篇，范加尔翻译了10篇。

[85] 索嘉威《<聊斋志异>在俄罗斯》（中文），载《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学报》，2019年，第12卷，第10号，第1948-1949页。

[86] 霍尔姆·杂气克王，《欧亚交响曲：没有坏人》之《狐妖案》，圣彼得堡，阿兹布克出版社，2001年，352页。

[87] 乌斯宾斯基，《从前什么时候》，圣彼得堡，捷尔拉-阿兹布克出版社，1998年，416页；乌斯宾斯基，《我们不在的地方》，圣彼得堡，阿兹布克出版社，1998年，384页；乌斯宾斯基，《派谁去见死神》，圣彼得堡，阿兹布克出版社，1998年，348页。

[88] 佩列维，《狼人圣书》，莫斯科，埃克斯摩出版社，2004年，384页。

[89] 索嘉威《<聊斋志异>在俄罗斯》（中文），载《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学报》，2019年，第12卷，第10号，第1943-1953页；索嘉威《唐代与清朝小说的俄译：历史及影响》（中文），载《中国俄语教学》，北京，2020年，第2期，第5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