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后人，儿子全国闻名，一生为国奉献，可惜刚刚离世

世人皆知杜月笙是民国时期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大亨，却鲜有人知他的儿子们都未曾沾染帮派事务，反而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不凡的成就。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一位既精通地质学又醉心于古钱币收藏的专家。在他年轻时，不惜放下富家子弟的身份，远赴异国他乡，甘愿下井当矿工，只为追求知识的真谛。回国后，他又将毕生所藏的珍贵古钱币无偿捐献给国家，为中国的文物事业默默奉献。这位专家究竟是谁？他与杜月笙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父子情？为何他能在黑道枭雄的家庭中，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从黑帮大亨到慈父：杜月笙的教子之道

1924年的一个春日，上海法租界巨鹿路上一座豪宅内传出朗朗读书声。这是杜月笙家的日常一幕，他的孩子们正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研习四书五经。杜月笙站在庭院里，听着孩子们的读书声，面露欣慰之色。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杜月笙虽为青帮大亨，却深知＂黑道＂并非长久之计。每当他看到街头那些不学无术的帮派子弟，总会摇头叹息。他常对身边人说：＂让子女沾染帮派，就是害了他们的一生。＂

为了子女的教育，杜月笙不惜重金聘请当时最好的老师。他的家中不仅有教授国学的老先生，还有专门教授英文、数学的西方教师。1925年，他更是在家中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里面不仅有中文书籍，还收藏了大量英文原版书。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十分特别。他从不在子女面前谈论帮派事务，而是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古代圣贤的故事。1926年冬天，他特意带着孩子们去苏州参观古迹，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杜月笙的十一个子女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专门的书房。他规定子女们每天必须在书房读书四个小时以上，并且每周都要向他汇报学习情况。1927年，他还专门为子女们请来了一位精通书法的老先生，认为＂字如其人＂，书法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品性。

杜月笙特别重视子女的外语教育。1928年，他在家中成立了一个英语角，每周日下午都要求孩子们用英语交谈两个小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教育方式可以说是超前的。

为了培养子女独立自主的性格，杜月笙制定了严格的家规。他的子女虽然生活优渥，但必须自己整理房间，必须遵守作息时间。他常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我期望的孩子。＂

1930年，杜月笙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开始陆续送子女们出国留学，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对子女们说：＂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学习真本事，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这样，杜家的子女们纷纷远赴重洋，在世界各地求学深造。

在杜月笙的精心培养下，他的子女们确实都走上了正道。没有一个人继承他的帮派事业，而是在各自的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这其中，最让他感到欣慰的，就是他的第七个儿子杜维善。

杜维善的求学岁月

1935年的一个秋日，墨尔本大学的校园里，一位中国留学生正匆匆走向地质系的实验室。这个年轻人就是杜维善，他手中抱着厚重的专业书籍，脸上沾着些许灰尘。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涯中，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刚到澳大利亚时，杜维善就表现出对地质学的浓厚兴趣。在墨尔本大学，他不仅专注于课堂学习，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各种实地考察活动。1936年春季，他跟随教授前往维多利亚州的金矿区进行实地勘探，这次经历让他对矿产资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学习过程中，杜维善发现仅靠课本知识远远不够。1937年，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申请到新南威尔士州的煤矿当矿工。这个决定让许多人大跌眼镜，要知道，以他的家世完全不需要做这样的苦工。

在矿井中的工作并不轻松。每天清晨5点，杜维善就要和其他矿工一起下井。狭窄的巷道、闷热的空气、刺眼的矿灯，这些都是他必须面对的考验。他不仅要完成正常的工作任务，还要仔细观察地层构造，记录各种矿物的特征。

1938年的一次事故让杜维善记忆深刻。当时他正在井下工作，突然发现顶板有松动的迹象。凭借着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他及时发出警报，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塌方事故。这次经历让他更加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为了系统地研究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杜维善在1939年开始了一次横跨整个大陆的地质考察之旅。从墨尔本出发，他先后考察了维多利亚州的金矿、南澳大利亚的铜矿、西澳大利亚的铁矿。在这次为期三个月的考察中，他详细记录了各地的地质特征，收集了大量的矿石标本。

1940年，杜维善在布里斯班参加了一次国际地质学术会议。在会议上，他提交了一篇关于澳大利亚矿产资源分布特征的论文，获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当时的《布里斯班邮报》还专门报道了这位勤奋好学的中国留学生。

回到墨尔本大学后，杜维善开始专注于他的毕业论文研究。他选择的课题是＂澳大利亚东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规律＂。这项研究综合了他多年的实地考察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地质工程学位。

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年，杜维善还参与了维多利亚州地质调查局的一项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主要研究维多利亚州中部地区的地下水资源，为当地的农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这次研究经历为他日后在中国的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意外与机遇：古钱币收藏之路

1942年的一个午后，上海福州路的一家旧书店里，刚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杜维善偶然发现了一枚宋代铜钱。这枚古钱币上的铸文工整，包浆自然，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这次偶遇，成为了他投身钱币收藏事业的起点。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杜维善开始频繁出入上海的古玩市场。1943年春，他在一家小店遇到了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两人相谈甚欢，马定祥被这位年轻人对钱币的热情所打动，主动提出要指导他研究古钱币。

在马定祥的引荐下，杜维善结识了当时上海收藏界的多位名家。1944年，他参加了上海钱币学会的一次研讨会，在会上认识了精通明清钱币的收藏家李心斋。李心斋不仅向他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明代天启通宝，还详细讲解了古钱币鉴定的要领。

为了系统地学习钱币知识，杜维善开始建立自己的资料库。他购买了大量有关钱币的专著，如《钱币浅说》、《中国货币史》等。1945年，他专门腾出一间房间，按照朝代顺序整理收藏的钱币，并详细记录每枚钱币的来源、特征和历史背景。

1946年夏天，杜维善在南京遇到一位老农民，从他手中收购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刀币和布币。这批钱币是老农民在整理祖传田地时偶然发现的。杜维善立即认识到这批钱币的历史价值，不仅如数付给了老农民钱款，还资助他的孩子上学。

随着收藏经验的积累，杜维善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体系。他特别注重钱币的历史价值，而不是单纯追求其市场价格。1947年，他在《上海钱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古钱币收藏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194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杜维善接触到了少见的南明政权钱币。这些钱币铸造粗糙，但具有重要的历史见证价值。他开始专门收集这类特殊时期的钱币，并着手整理相关的历史资料。

在收藏过程中，杜维善也遇到过不少困难。1949年初，他在一次交易中差点买到赝品。这次经历促使他更加深入地研究钱币的铸造工艺和辨伪技术。他开始使用显微镜观察钱币的细节，甚至学习了金属材料学的相关知识。

到了1950年，杜维善的钱币收藏已经相当可观。他的收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涵盖了从先秦到清末的各个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对每一枚钱币都了如指掌，能够详细讲述其历史背景和收藏经过。他开始考虑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文物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无私奉献：将藏品捐赠给国家

1951年初，北京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中，杜维善表达了将其收藏的古钱币捐赠给国家的意愿。这封信引起了博物馆方面的高度重视，随即派专人前往上海与杜维善商谈具体事宜。

初春时节，博物馆的专家来到杜维善位于上海的家中。当他们看到整齐陈列的钱币藏品时，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房间内的红木柜子里，数千枚古钱币按照朝代、年号细致地分类存放，每个抽屉都贴有详细的标签，记录着钱币的具体信息。

1951年4月，第一批捐赠品整理完毕。这批钱币主要包括战国时期的刀币、布币，以及秦汉时期的半两钱，共计300余枚。在交接现场，杜维善还将自己多年来记录的钱币考证资料一并移交给了博物馆。

捐赠工作持续进行。1952年夏天，第二批钱币启程北上。这批藏品以唐宋时期的钱币为主，其中包括几枚罕见的开元通宝试铸样币。为了确保运输安全，杜维善特意定制了防震木箱，并亲自监督装箱过程。

1953年，杜维善开始整理明清时期的钱币。这些钱币数量更多，品类也更加繁杂。他花费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将每枚钱币的铸造年代、特征、来源等信息详细记录在案。这批钱币于当年冬天运抵北京。

在整个捐赠过程中，杜维善坚持不收分文报酬。1954年，当博物馆提出给予一定补偿时，他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些钱币本就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理应归还给国家。＂

1955年春，杜维善又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地方铸币。这些钱币来自民国时期各地方政权，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他立即将这批新发现的钱币列入捐赠计划。

为了让这些古钱币发挥更大的作用，杜维善主动提出协助博物馆整理展览。1956年，他参与策划了一场＂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展览，为观众讲解钱币背后的历史故事。

1957年，最后一批钱币完成交接。至此，杜维善总共向国家捐赠了超过5000枚古钱币，涵盖了从先秦到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些钱币中，不久有普通的流通币，还包括大量珍稀品种和孤品。

捐赠完成后，杜维善并未就此停止对钱币的研究。1958年，他开始着手编写《中国古钱币图录》，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和收藏经验系统地整理成书。这本书后来成为钱币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桃李芬芳：教书育人的岁月

1959年秋季开学之际，北京地质学院的教室里，已年过半百的杜维善正在为新生讲授《中国地质学史》。讲到中国古代的矿产开采技术时，他拿出一枚古代采矿工具的模型，向学生们详细展示了其使用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杜维善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960年春，他带领学生前往河北某铁矿实地考察。在矿区，他不仅讲解地质构造，还结合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矿工经历，为学生们介绍了现代采矿技术与传统工艺的区别。

1961年，杜维善创建了＂古代地质矿业研究小组＂。每周五下午，他都会在办公室与学生们讨论研究课题。一次，一名学生发现了宋代的一份采矿文书，杜维善立即组织大家对文书进行解读，并联系到实际的矿业生产。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代采矿技术，1962年杜维善开始编写教材。他走访了多位老矿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编写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将古代文献记载与现代地质理论相结合。这本教材后来成为了地质专业的重要参考书。

1963年夏天，杜维善组织了一次特别的实践活动。他带领学生们重现了古代探矿的方法，用传统工具在山区进行勘探。这次活动让学生们深刻体会到了古人的智慧，也理解了现代科技的进步。

在课堂教学之外，杜维善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学术指导。1964年，他指导的一篇关于明代矿业技术的学生论文在全国地质学术会议上获奖。这篇论文首次系统地分析了明代江西铜矿的开采技术。

1965年，杜维善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教学笔记。这些笔记不仅包含了地质学的专业知识，还记录了大量古代矿业发展的史料。他将这些资料整理成册，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分发给学生。

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1966年初，杜维善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矿物标本室。这个标本室收藏了他多年来收集的各类矿石样本，其中不少是他在澳大利亚求学时带回的珍贵标本。

即使在晚年，杜维善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教学热情。1967年，他开始为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矿业考古》课程。在课程中，他将自己在钱币研究中积累的金属冶炼知识与地质学知识相结合，为学生们展现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1968年，杜维善完成了最后一届学生的培养工作。在他执教的近十年间，培养了数百名地质工作者。这些学生中，有的成为了著名的地质学家，有的在矿业生产一线做出了突出贡献，还有的继承了他的研究方向，在中国古代地质矿业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