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安排个皇帝做昏君，每个昏君安排个红颜做祸水，然后让这一对活宝可劲地折腾，直折腾到水尽鹅飞，国破家亡……这是中国古代历史惯用的套路，而设计这一套路的是儒家。我们今天来扒一扒儒家如此设计的真实意图。
夏商周俗称三代，三代的每一代都有一对昏君加红颜的cp：夏是夏桀与妹喜，商是商纣与妲己，周是周幽王与褒姒。
《左传》载：
“夏以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
而且，三位美女都是以“笑”亡国。《帝王世纪》说，妹喜听到丝绸裂开的声音就笑，于是夏桀每天让人在妹喜面前撕裂丝绸。《列女传》说，妲己听到犯人受“炮烙之刑”的惨叫声就笑，于是商纣王经常用“炮烙之刑”对付大臣。《史记》说，褒姒因“烽火戏诸侯”而笑，于是周幽王动不动点燃烽火。
历史称此三笑为“亡国三笑”。
这三个故事都出自儒家，《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它与《谷梁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帝王世纪》的作者皇甫谧是西晋人，从小到大研读儒家经典。《列女传》作者是西汉的经学家刘向，想想，经学家，能不是儒家吗？至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基本上可以说，儒家学者们亲笔书写了这3个故事。
三代以后，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春秋时期吴国国王夫差与西施，西汉汉成帝与赵飞燕，东汉末年的董卓与貂蝉，南朝陈后主与张丽华，隋朝杨广与萧皇后，唐朝李隆基与杨玉环，宋朝徽宗皇帝与李师师，清朝吴三桂与陈圆圆。
这许许多多的“昏君红颜”故事，个个堪称经典，闪耀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成为历朝历代文人们的创作源泉，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可见，儒家是不朽的文坛大师，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就。
那么，儒家为什么偏爱这种故事呢？
《康熙王朝》里有一个情节，康熙皇帝第一次攻打台湾，因为决策失误，在福建水师尚未形成足够战斗力的情况下就开战，结果败了，不仅人员伤亡严重，上千万的银子也打了水漂。这件事是皇帝的错，攻打命令是康熙下的，那么，总结失败原因时，是不是要批评一下康熙？或者说，康熙是不是要自我批评一下？
我们来看康熙怎么做的，康熙可不会说自己错了，他说是姚启圣错了，让姚启圣背锅。后来康熙还解释说：皇帝的权威比对错更重要。言下之意，皇帝错了也不能说错，而要把错误推给别人，因为皇帝是最高权威，最高权威只能刷新，不能降低。而错误，恰恰能降低皇帝的权威，这就需要在皇帝身边有许多能背黑锅的人。
弄清楚这个逻辑，再想想上述红颜之所以成为祸水，道理就一清二楚了，完全是为了背锅。
那么，这种皇帝不能有错，错了只能让人背锅的逻辑是怎么来的呢？历史可远着呢？
自从大禹传位于儿子启，便开启了中国数千年“家天下”的历史。家天下者，一家一姓之天下也，而这一家一姓，又只有一个人能做王，所以这个王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权倾天下。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夏商周三代正是如此。
到了秦朝，王权更进一步加强了。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度，皇帝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只有权威，不问对错。按照法家的要求，此时的皇权“独制四海之内”，凌驾法律之上。全国百姓都受法律约束，唯独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而且，皇帝本人就是法，他说的话叫口谕，他写的字条叫手谕，至于他下的圣旨，更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如此，则皇帝说的话、做的事，错的也是对的。真错了，你要认，造成严重后果了，找个人背锅就行。
那么谁来帮皇帝把锅甩给别人？儒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还是有骨气的。孟子重视人格的独立和做人的操守，他与诸侯王谈话，从来不把诸侯王的地位放在眼里，而是以诸侯之师的身份告诫他们应该怎么做，这才有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骨气。
可是到了汉朝，儒家因为长期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在寻求皇帝支持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自我，由站立的儒家变成跪着的儒家了。
西汉汉武帝时，董仲舒为了迎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而改造旧儒学，创立新儒学。虽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地位，却也使儒家丧失了独立性，成为封建统治的附庸。当时，由于汉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经典充当太学教科书，又使天下读书人与儒者划上了等号，读书人即是儒者，儒者即读书人。
到了东汉，儒家的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激烈争斗，王莽的失败，标志着古文学派彻底失势，服务于皇权的今文学派得势。到唐、宋、明时期，理学兴起，儒学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甚至可以说“不姓儒，只姓皇”了。
至此，儒者成了皇家御用文人，儒家成了皇帝公关公司。不需要皇帝特别说明，儒家自己会密切关注皇帝动向，只要皇帝犯错，立即为其公关，将皇帝的过错转移到其它人身上。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所以，在总结每一朝代灭亡之因时，明明是该朝代中后期数任皇帝集体犯的错，儒家却煞费苦心，将错误选择性地归结到末代皇帝身上，以免打击面过大，否定了整个朝代。而且，儒家也不愿意让末代皇帝负全责，专门替他们找好了替罪羊，如红颜祸水、奸臣祸国等等。这才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整齐划一地拥有一对昏君和红颜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