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一座位于安徽省中部的非著名小县城。可在历史上，凤阳却是个鼎鼎有名的地方，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朝建立后以此为中都，一度大兴土木，打算定都于此。“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名列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整个明中都遗址由皇城、宫殿、皇陵、太庙，及五座“高墙”构成。

明中都遗址

所谓“高墙”，是指专门用来关押犯罪宗室的监狱。它位于中都禁城东侧，包括东高墙、中高墙、西高墙、四高墙和五高墙五处。老朱为防止子孙后代相互屠戮，在《皇明祖训》中赋予了宗室免死特权：“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享受特权的同时，也对他们实施严格管理，虽然轻易不会被处以死罪，可一旦犯有重罪，也会予以严厉的处罚。高墙就是专门用来关押这部分宗室的场所。以至于明代宗室一听到“高墙”二字就两股战战，吓得魂飞胆丧。

明代有一位郡王在得知自己将被关入高墙后，当即选择在高墙前触墙而死。他便是鲁藩的归善王朱当沍。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位性格刚烈的王爷。

朱当沍（音hu4），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为鲁庄王朱阳铸之子，鲁荒王朱檀玄孙，太祖朱元璋五世孙，生母不详。弘治元年（1488年）九月，被册封为归善王。弘治九年（1496年）十一月成婚，王妃为知县胡绅长女。

成化十八年（1482年）四月，朝廷给鲁王诸子赐名，其中第三子名曰当沘、第四子名曰当沋、第六子名曰当沍。据此，有人认为朱当沍为朱阳铸的第六子，可就此下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太过草率。

事实上《明实录》对朱阳铸诸子的排行非常混乱，一会儿“统嫡庶而列行”，也即诸子不分嫡庶，按长幼一体排行；一会儿“分嫡庶而另列行”，也即按嫡庶分别排行，既存在嫡长子、嫡次子，也存在庶长子、庶次子。整个排行随心所欲，飘忽不定。

兖州青莲阁

按《明实录》记载，朱阳铸至少有十四个子嗣，分为七嫡七庶，这些子嗣大部分时候按“分嫡庶而另列行”排行。朱当沍这个第六子，当为庶子中的第六子，因为《明实录》明确记载朱阳铸的嫡第六子为朱当淴（音hu1），他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受封馆陶王。

“（十二月）辛丑……上御奉天殿传制。遣安远侯柳文、崇信伯费柱、东宁伯焦淇、吏部右侍郎梁储持节充正使，中书舍人李宪、吏部郎中张彩、户部员外郎荣节、刑部郎中毛实充副使，册封……鲁王嫡第六子当淴为馆陶王。”（《明孝宗实录》）

与成婚一样，授爵一般按长幼进行。按授爵时间分析，朱当沍当为朱阳铸的庶九子或庶十子，到底排第几取决于没能查到信息的嫡系第四子比朱当沍年长还是年幼。《弇山堂别集》、《明史·诸王传》等都称其为朱阳铸的庶九子。

明初，在“封邦建国，以藩屏周”思想指导下，宗室被当作将帅培养，洪武年间几乎所有在国藩王都有率军征讨的经历。可在其后连续四代皇帝接力削藩和限制下，被局限于藩国城池这个小天地里当猪养的宗室，早已不复开国之初的尚武之风，胡作非为、醉生梦死才是常态。

但宗室人口一多，其中必然会有异类存在。比如宁藩的钟陵王朱觐锥，自幼尚武，自认“骁勇善骑射，熟于韬略”。再比如本文的主角朱当沍，他“性健悍”，明明可以快乐地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米虫，却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生生将自己变成了另类的武夫。

明朝为弥补战马资源不足，搞出了一套民牧制度，即将马匹交给民间分散饲养，以维持马匹的生息，为提高百姓领养马匹的积极性，还出台包括抵税、抵劳役等政策进行扶植。明初，这套制度为大明对外征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可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勋贵、官宦人家奴役百姓的恶政。

飞驰的骏马

天子脚下的北直隶，是民牧的重灾区。被官吏豪强逼得走投无路的百姓，翻身上马干起了打家劫舍勾当，时称“河北响马”。正德四年（1509年），为稳定地方，朝廷增派监察御史驻守天津、真定等地，“专理捕盗”。

刘宠与刘晨兄弟，因排行人称刘六、刘七，为人任侠好义，骁勇善骑射，在响马之中颇有名望。正德五年十月，二人在救出被捕的同伙齐彦名之后，在霸州领数十骑起义，贫苦农民纷起响应，迅速发展为万余人。活动于山东的杨虎率部与刘六合兵一处，让义军更加壮大。

刘六刘七起义前后持续三年，转战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南直隶等地，三次杀到北京外围，最终在南直隶通州东南的狼山一代被明军剿灭，对明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事后，朝廷吸取教训进行政治革新，并下令减免充当主战场的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

当然，响马出身的刘六、刘七，本质上就是地痞流氓头目，整个起义军也属于流寇，对地方同样造成了重大冲击。“流里流气”这个形容地痞流氓的成语，就源自于刘六、刘七二人。

紧邻起义策源地北直隶，又扼守着堪称大明大动脉——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成为义军转战的重灾区。

正德六年（1511年）十月，刘六部再次从北直隶南下山东，连克阳谷、寿张、沂水、曲阜等十县，攻打青州、兖州、沂州等藩王驻地，继而掉头西进，转攻运河重镇济宁，焚毁漕运粮船一千二百余艘，随即围攻鲁藩驻地兖州府。

济宁运河

兵凶战危，兖州随时可能城破。鲁王朱阳铸虽然品行不端，可关键时刻却有着拼死一战的血性，亲率鲁藩全体宗室登城分守济宁各城门，指挥守城官军迎战。这其中尤以归善王朱当沍表现最为抢眼，他从鲁藩护卫军中借来盔甲、弓弩，披挂完毕，率领王府校尉冲上城楼，身先士卒的与城外义军对攻，射杀了为数不少的义军攻城士卒，士气为之一振。在宗室与官军齐心协力之下，兖州府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义军，保住了城池。

“庚辰，鲁王阳铸奏：‘贼攻兖州，虽率宗室分守诸门射退之。然虑其复至，乞添设兵备官。’会提督侍郎陆完亦请改临清兵备于济宁。兵部议覆，乃命调临清守备指挥宗敏于济宁兼援兖州。以王有守御功，赐敕奖励。”（《明武宗实录》）

正德九年（1514年），一则劲爆到令人汗毛直立的消息突然朝中高层之间流传：鲁府归善王意欲谋反。检举此事的为现任吏部主事梁榖。

梁榖，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人，正德二年（1507年）乡试中举，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二甲第八十七名进士出身。他有一个老乡，名叫西凤竹，给他带来了一个惊天大消息：袁质、赵岩等几个同乡，打算纠结几千人造反。

梁榖闻言十分兴奋，当然此事干系重大，单凭西凤竹一面之词还难以确凿。于是梁榖动用自己的关系进行查证，选择的对象为东平当地另一帮恶少头目屈昂，及同样自东平来京的刘昇，二人都言称确有其事，刘昇甚至还宣称当地千户王瓒也参与其中。

如此梁榖手中就有了袁质谋反的多方证据，大喜过望的他立马将此事奏报给了本部堂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杨一清。顺便，将与自己有仇的另一个兖州府当地千户高乾也塞进了名单。

刘六刘七起义刚平息不久，山东又是各种变乱的高发区，由不得朝廷不重视。就在朝廷研究处置方案时，一位来自鲁藩的重量级人物，将事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鲁藩长史马魁抵京，带来鲁王朱阳铸指控其子归善王朱当沍意图谋反的奏疏。而朝廷通过查访得知朱当沍平素与袁质等人走得很近。关键时刻，梁榖又跳出来对杨一清表示，归善王应当也参与其中。

杨一清是明代能臣，可并不代表着他是个善茬。刘瑾当政之时，他被整得极惨，其后借着着安化王之乱一举翻身，反手还让刘瑾落得个被凌迟的下场。本身对宗室就相当不满的他，得到消息自然是第一时间向皇帝汇报。

明军集结地

宗室、地方军官、本地盲流相串联，安化王朱寘鐇（音zhi4或fan2）叛乱，刘瑾被杀的那一幕再次浮现于明武宗脑海之中。对他而言，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实锤，于是乎事态立即升级。

八月二十四日，一道道征调令由紫禁城中发出，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给相关人员：提督江西军务、左都督刘晖率辽东边军一千五百人进驻济宁，镇守大名广平等府、右都督郤永率所部官军及河间达官舍余一千五百人进驻德州，镇守江西地方副总兵桂勇率所部一千人进驻大名府，游击将军贾鉴率大同边军五百人进驻徐州。四个集结地形成一道弧形防线，正好将鲁藩所在的兖州府给兜住。即便如此明武宗还不放心，又命河南都御史陈珂、淮扬都御史张缙调兵分守要害。

完成外围布置之后，明武宗开始收网，派司礼太监温祥、大理寺少卿王纯和锦衣卫指挥韩端星夜兼程直奔兖州府缉拿朱当沍。搞笑的是，天使凶神恶煞地降临归善王府时，引发这场风暴的朱当沍殿下竟因酩酊大醉而酣然沉睡。

“京师汹汹，传言宗室有大变，旬日间所在震动。及祥等驰至合兵围之，当沍方饮而卧，与质等皆束手就执。”（《明武宗实录》）

朱当沍酒醒之后，发现自己竟然处于气势汹汹的锦衣卫“保护”之中，不禁露出一副问号脸：“我何罪而系我”？得知自己竟然要造反之后，一脸的不可思议。锦衣卫将归善王府翻了个底朝天，也只找到他当年从护卫手里借去的那套盔甲和弓箭。而袁质和赵岩等人，也只不过是些仰仗孔武有力做事有些出格的寻常百姓而已。至于王瓒、高乾两个千户那里，也没找到他们勾连宗室的罪证。总之一句话，这帮被定性为谋逆集团的成员，从朱当沍这个首脑，到普通成员，身上根本没有任何意图造反的证据。

不过温祥等接到的命令是将朱当沍等人押解进京进行对质，是以虽然没能找到任何证据，依然将他与袁质等人带回了京城。

朱当沍一行刚走，时任山东巡按御史李翰臣就愤然上疏，奏称归善王谋反完全是子虚乌有，整个事件乃梁榖“报怨邀功”，而鲁藩长史马魁和归善王有过节，为此配合梁榖一起诬陷宗室，要求严惩二人。

兖州少陵公园

李翰臣作为山东巡按，自然熟悉本地情况，估计还参与了归善王谋反案的调查工作，所以他的言论必然不假。成如其所言，整个事件因梁榖意图除掉袁质等人而起。

梁榖居乡期间为人凶戾“行多不检”，平素颇仰仗袁质等人为自己撑腰，与他们属于老熟人。可发达之后，梁大人自认已是人上人，岂愿再与这帮污点重重的乡间恶霸交往。奈何袁质等人不识趣，时常打着朋友的名义上他家门。梁大人被搞得厌烦至极，打算借此机会除掉他们，以抹掉自己的黑历史。

梁榖找的两波证人各有自己的目的。屈昂同为当地无赖，与袁质等人素来不对付，自然乐见对方遭殃。刘昇与千户王瓒有仇，便想借此将其一道装进去，才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至于马魁完全是挟私报复。朱当沍曾想通过他将王府校尉余丁李志收为家人，结果不但不如实奏禀，反而在朱阳铸面前造谣生事。为此朱当沍准备将他捆起来好好修一顿。

恰巧梁榖攀诬袁质等谋反的消息传来。马魁得讯，抢先一步在鲁王面前诋毁朱当沍与袁质勾结意图谋反，若不早作打算，估计会受牵连。朱阳铸被吓得不轻，才有了派他进京告发儿子谋反之事。

但此时在杨一清与明武宗联手操弄下，朱当沍谋反已被认定为事实。皇帝对李翰臣及其不满，要求予以处置。法司受命审理之后，拟判令李翰臣谕梁榖一同赎杖还职。明武宗不满法司的处置意见，亲自下令将李翰臣降一级调为广德州判官，而梁榖却免赎还职，也就是认为他无罪。

凤阳明皇陵

面对这一处置结果，朝廷上下明知归善王清白无辜，除御史程启充、周宣等少数人还在为其鸣冤之外，大体呈万马齐喑之态。

当年十一月初三，明武宗下达对归善王谋逆一案的处置结果：

“辛酉，降归善王当冱为庶人，守凤阳祖陵……皆知当冱无反状，无敢为白者，竟以违《祖训》成狱。军校坐拨置戍者五人，质其家属至戍肃州。西凤竹、屈昂徙口外；魁以诬妄坐斩；诸所连逮多瘦死者。千户王瓒亦死于途。山东镇巡及三司掌印者，以失觉察夺俸有差。” （《明武宗实录》）

至于梁榖这个始作俑者，史籍称他“以一清庇之，竟得免”。

自始至终被认定为谋逆主谋的朱当沍，既不知道自己竟参与了所谓的“谋逆”，也不知道皇帝对自己的处罚竟然是送凤阳高墙囚禁。皇帝判决之后，在太监的护送下，懵懵懂懂地一路向南，在中官的哄骗下以为只是去拜谒祖陵。待抵达中都凤阳，得知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令宗室闻风丧胆的高墙之后，大声悲呼冤枉之余，宁愿倔强的撞墙而死，也不愿屈辱的入高墙偷生。

“当沍之凤阳，有旨令中官护送。当沍犹未知所坐，中官绐曰：‘谒祖陵耳。’比至，问曰：‘此何地？’曰：‘高墙。’乃大恸曰：‘冤乎！’即日以首触墙而死，闻者伤之。”（《明武宗实录》）

据《弇山堂别集》记载，朱当沍死时年仅38岁，以他的状况若没有这档子事，不说多活数十年，但多活个几年是绝对没问题的。对他而言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从鲁藩长史马魁被杀的罪名为“诬妄”来看，别说是满朝文武，连明武宗本人也清楚归善王是被冤枉的。那他为何执意要将朱当沍废为庶人，丢进凤阳高墙呢？在阿越看来这是安化王之乱的后遗症。明武宗对宗室着实不错，可安化王的叛乱，也引发了明武宗对宗室的警惕之心。朱当沍骁勇善战，又与地方游侠交好，让皇帝心生疑虑。为防止安化王之事再现，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将对方囚于高墙，以绝后患。正因为这是一桩冤案，才有了归善郡国在嘉靖年间的复封。

兖州护城河

鲁王朱阳铸对儿子因自己的一时失察含冤而死，估计心中有愧，故一直图谋恢复归善郡国。明武宗驾崩之后，因绝嗣皇帝世系发生转移，让他看到了恢复归善郡国希望，遂于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奏请让朱当沍之子朱健柚承袭归善王爵位。结果被明世宗以“当冱情罪深重”所拒。但鲁藩一直没有放弃让朱健柚复爵的希望。经过多次奏请，朱健柚终于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功复爵。奈何朱健柚无子，他故去后归善郡国再次被除封。

至于杨一清，在这场栽赃嫁祸归善王的运动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表面上看他只需负上失察的领导责任便可，但从在他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及对梁榖的态度观之，他也是幕后大黑手之一。实际上杨一清身上也披着多重色彩，并没有《明朝那些事》中叙述的那么伟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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