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开垦的荒山野地杂草丛生，芦苇菲菲，一望无际。

不时有野鸟惊飞，脱兔飞奔。

没膝高的杂草苇丛纷纷向两边倒去，一双双大脚踏进荒原。

这是1949年，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开赴新疆的一幕。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来到新疆不到一年，名声在外的“王胡子”来京述职开会，便向总理周恩来道出了心中的苦涩，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能从全国各地募集10万女兵进疆。

地方上的领导得到了中央下发的通知，是一头雾水，搞不清王震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王震要女兵干什么，且一要就是十万？十万女兵去新疆又去做什么？

当王震率领部队越过连绵不绝的祁连山脉，叩开了新疆大门，全国的解放战争顺利结束。

这时，萦绕在王震心头的有一个问题：无仗可打，部队如何安置？

进疆部队如果大量缩编，将会影响保卫边疆的任务。

毕竟新疆不同于内地，受限于民族、地域的影响，新疆广袤的地区需要一支人数尚可的部队来震慑群小。可要继续保持原有的编制，新疆财政又无力承担。

数据是最不容易骗人的，也是相对客观的证据。

解放前的新疆，完全就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经济极其落后。

原因也很简单，工业的力量未涉足新疆各处，农业也称不上发达。

根据资料，新疆贫苦农民平均每户才有一把砍土镘、一把镰刀；每六户才有一张土犁。

1949年新疆工业总产值只有区区4.1亿多元，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只有96元。

新疆每年的粮食总产量也仅为8.18亿公斤，勉强只够新疆本地居民食用。

可驻守新疆的解放军将近20万，如果全靠新疆一省之力，远远不够，只能从内地运粮。

可新疆远离腹地，且交通不便，强行运粮，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又费时费力。

再者，建国初期，通往新疆的铁路还未建成，只能依靠公路从兰州运粮至哈密，运价等于粮价的7倍。

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月要用飞机到北京运一趟银元来购买苏联的粮食，周总理知道后，就曾对他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新疆、保卫人民，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幸好王震有过在南泥湾拓荒的经验，他便想如法炮制，将南泥湾屯垦成功的经验用在新疆，一边承担军事任务，一边建设新疆，恢复生产。

如果日后遇到问题，再适时调整政策，绝不食古不化，不知变通。

于是1950年1月16日，部队刚刚进疆，王震就在新疆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已取得了全国胜利，基本上结束了战争，因此必须以勇敢而勤劳的精神，来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积极为祖国的繁荣与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参加劳动生产建设工作。”

此番表态，乃是王震用以分析局势、传达指令、给第一兵团的士兵和将领打了一个响声。

5天之后，王震就根据中央的指示，向部队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命令，要求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

这支久经沙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就曾参加过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英雄之军，立即就放下行囊，一手拿镐，一手背枪，开始了屯垦造田。

可是屯田刚施行不久，王震便遇到了问题。

人的本质，说破天，归根究底是一种动物，也有七情六欲。

驻守新疆的解放军，自不必说，个个都是龙精虎猛的壮小伙子。

对于刚刚和平解放的新疆而言，政治稳定需要军队这一支柱才能长期维持，故而军队稳定是政治稳定的核心。

五十年代，驻守新疆的一部分是一野的第一兵团，一部分是陶峙岳率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整编后成了解放军的第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

两军相加，共计16万人。

这些官兵大多来自内地，他们能否安心扎根新疆，是新疆稳定的关键。

对于16万的官兵而言，新疆充斥着许多不利的因素。

首先，新疆自古就是苦寒之地，不适宜人类生存。

加之基层士兵多是内地人，普遍都想回乡定居。

根据新疆军区政治部1951年11月发表的《进疆以来逃亡逾假不归人员登记》的统计数字，驻守新疆部队常常出现官兵逃亡和逾假不归的现象。

就连懂得一些文化的指战员，都产生了一种孤独的情绪。

很多干部都反映：出关容易进关难，出关是在49年，入关不知在何年？

在士兵和家人的信件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叫自己的儿子回家，给自己养老送终的。到了1951年11月，第二军就有175人逃离新疆。

其次，驻疆部队的婚姻问题成为影响军队的最关键因素，没有之一。

国民党的起义部队7万多人，平均年龄38岁，98%以上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的士兵没有婚配。

跟随王震进疆的第一兵团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团以下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光棍汉”。

古人常说，成家立业，没有妻子，何来家庭？没有家庭，又如何安心立业？对于士兵婚配，其实王震早有准备。

早在1949年6月，王震在一路西征的途中，就广揽人才，吸收青年学生参军进疆。

比如8月16日，临洮解放，这是甘肃有名的文化县。

王震决定在临洮成立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录取了400多名初中生，有女生二十多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又陆续招收了女青年1127名。

她们中既有“20多岁的女大学生，也有十五六岁的初中生，以陕西、甘肃为主。”起初招收女学生，并没有考虑到婚配问题，但随着形势的改变，这些女学生还是定居了新疆。

可是王震不经意之间的措施，招收的女学生人数有限，远远不够十几万将士的需求。

随后，王震将情况上报给了西北军区。彭德怀向驻疆部队提出了“建国立家”的指示。

根据这一指示，王震向全军提出了“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疆”的口号。战争是一时的，屯垦是长期的，如何让十几万将士安心扎根，牢牢驻守6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以及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王震还曾半开玩笑地说道：“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跟嘛。”

如果解放军在内地，婚配自然是水到渠成，完全可以与内地女性处对象。可在新疆，则根本行不通。

刚解放的新疆，总人口只有433万，汉族人口只有29万，人口性别比为107左右，以男性居多。

另外，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有过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准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

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内地兄弟省份。

为了解决此事，王震作为军队的领头人，亲自来到北京，借着开会的契机，向周总理提出了要求。

深谙军队思想工作的周总理，从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哪里也得到了只言片语的信息，随即就召开会议讨论此事。

很快，王震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从内地招收女兵，牵扯到地方，不能蛮干。

王震和军区党委成员商议以后，想出了三种办法。

第一：让广大官兵通过写家信的形势，先自己解决婚姻问题，说不定部分士兵早就私定终身，只是受限于年龄、职务等限制性因素未能成家。

1950年6月，驻疆部队根据总政部和内务部的通令，要求全体军人写一封家信，和家人以及对象、配偶取得联系。

老家有配偶的可以直接来新疆，使离别多年、分居两地的夫妻得以团聚。

家里没有配偶的，可以让发动父母、兄弟姐妹、邻里亲戚介绍一个来新疆，费用由国家负担。

为了保障新疆军入婚姻的合法性，针对部分军人老家有配偶，但“在新婚姻法未公布前，其配偶为人霸占或擅自与人同居而本人又不愿意放弃离婚者”。

新疆军区政治部专门下达了一个《关于保障革命军人婚姻的通知》，对上述情况，地方政府因适当劝阻，以保障革命军人的尊严。

第二种办法则是由军为和西北军区往新疆调拨女性，这种办法权力在于新疆军区上级，王震无权过问。

可想而知，这种办法收效甚微，自愿来新疆的女兵是少之又少。

根据新疆军区档案馆的资料，军委和西北军区调拨和介绍来新疆的只有4155人。

第三种办法是解决婚配问题的重要手段，由新疆军区和新疆人民政府出面到内地大量招收女性进疆。

1950年，王震派二军六师政委的熊晃为新疆招聘团团长，前往湖南招收女兵。熊晃本就是湖南浏阳人，熟悉湖南风俗，便于开展工作。

熊晃在湖南整整忙碌了一年，也只招收到了3000多名湖南女兵。

无奈之下，王震又在1951年12月31日，打电话给老战友王首道，请求支援。

除了去湖南，王震又特意来到了女多男少的山东地区，这正好和新疆屯垦部队的性别比有互补之处。

1952年8月，首批两千多名山东女兵，在三千湘女之后，踏上了远嫁新疆天山的旅途。

随后，齐鲁大地又分两批，将3100多名、3268名优秀儿女送到了新疆。

1954年新疆建设兵团建成之际，山东省又向兵团输送了6531名支边青年（其中半数为女性）。

根据《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纪实》一书中的说法，从1952年-1954年，山东籍贯进疆的女性多达1万2千多名。

尽管山东女性不是进疆最早的一批，但进疆人数却是最多的。

如今新疆能保持稳定，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离不开齐鲁女子的贡献。

后来，新疆军区又陆续从河南、四川、河北、陕西、甘肃等地招收女兵。

这一时期，动员女性年龄大多在20岁以上、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妇女或者寡妇。经过几年的输送，女兵人数共计十万，满足了新疆的需求。

可在婚配制度上，为了不出现乱子，新疆军区也有制定了若干政策。比如“先干部，后战士；先年龄大的，后年龄小的”。

同时，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部队开始了精简整编。

1953之前进疆的女子，可给予军籍，并不必参与整编。

1953年之后的，进疆的外地女性一般不给予军籍（除了知识分子）。

十万女兵进疆，前期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在军队农忙时则参与劳作，农闲时则开展扫盲。

新疆军区规定：部队文化教员，可以新参军的女学生担任，每连至少分配2个，生活上应给予照顾，可免去早操。

来自陕甘地区临洮的王淑莹上过初中，来到新疆参军，被分配到步兵五师十五团三营九连当了老师。

王淑莹从最简单的“士兵”二字教起，以引起了战士们的兴趣。

然后根据部队的实际需求，从常用字开始，到各种组词、再到句子，一步一步引导战士们学文化。

除了教书，王淑莹还想尽办法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教战士们唱歌跳舞，《兄妹开荒》就是王淑莹的杰作。

36年的教学生涯中，王淑莹前后教了十几个年级，数以千计的学生，5次获得三八红旗手、6次获得优秀教师。

1953年后，来到新疆的多是农村劳动妇女。

她们一边在组织行的安排下，找到了伴侣，一边参与生产劳动，建造农场，开荒种地，一边接受教育，摆脱了“文盲”的帽子。

三年的时间里，新疆的农业和牧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达到330余万亩，粮食完全自给自足。

这不能不说是驻守新疆部队的功劳，也离不开十万女兵的背后支持。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婚姻不一定是感情的需要，也有可能是革命的需要。

再说了，即便到了现在，又有哪一个人敢拍着胸脯说，婚姻是感情的延续呢？

可以肯定的是，组织的介绍也不全是限制自由，最起码知根知底，秉着男女双方负责和了解，再进行介绍、撮合。不像现在，骗婚盛行。

无须讳言，这种婚配称不上完全自由，但也完全不是强迫。

当年的女兵回忆往事，都说自己的婚姻是“半包办、半自愿”，还是相当客观的，也符合时代的特征。

参考资料

《屯垦戍边精神的时代解读—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女兵为例》新丝路

《20世纪五十年代女兵进疆与新疆稳定》 新疆社会科学 2011年第四期

《随王震大军西进新疆的陕甘女兵》 新疆大学学报 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