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历史是我国上古文明探源过程中难度最大的课题之一，夏朝既没有像商朝那样的甲骨文自证，也没有周朝那样的金文和古文献记载，可供参考的只有西周以后的只言片语追记和相互抵牾的传说流变。

在所有传世文献当中，中国人对夏朝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包括《史记》在内的权威史书都将夏朝视作中国第一王朝（少部分文献认为虞朝为第一王朝）。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始质疑夏朝的存在，认为夏朝极有可能是周人编造出来的神话故事。

不过，随着《竹书记年》《清华简》等先秦时期竹简的陆续出土整理，加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二重证据早已充分证明，在商朝之前，广袤的中原大地上的确存在一个广域王权实体，上承尧舜时代下启殷商王朝。显然，夏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谈及夏朝的建立，就不得不提到大禹治水。根据史书记载，尧舜时期华夏大地爆发洪水，夏后氏部落首领鲧奉命治水，九年过去无尺寸之功，舜帝将其殛死于羽山。此后，舜帝任命鲧之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经过13年的努力，大禹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因治水有功，舜禅位于禹，在诸侯拥戴之下，大禹建立夏朝。禹死后，禹之子攻伯益得王位，部落共主时代最后一丝残留—禅让制被家天下终结，中国历史从新石器时代步入早期国家文明。

传统文献给我们梳理出一个非常符合人们思维逻辑的夏王朝创始过程：大禹顺天应命治理洪水，有功有德，获得各方拥戴，最终成为夏王朝创始人。

后世学者在解读大禹治水时，也常常认为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通过调派各部落的人力、物力，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掌控了公共权力，建立集权化的夏朝也就顺理成章。

这显然是战国以后多元归一思想影响下所作出的理想化推测。

首先，如《战国策》所载“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直到战国时，天下尚有方国十余个，大禹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技术条件还是社会组织能力，都不具备在黄河、淮河乃至长江这纵横数千里的九州范围内调动成百上千不同利益群体的人力物力来治水，而只能集中在极少数几个毗邻而居且具有超强政治地位的部族群体，反映在文献当中的就是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后稷、秦的始祖伯益共同参与了治水，是大禹的左膀右臂。

大禹治水的功绩，或许可以帮助提升夏后氏部落在天下方国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共主，却无法使夏后氏自然而然获得各部落方国的政治权利，从而建立集权统治式的夏朝。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大禹父子前后治水20余年）。

夏朝建立年代是在商朝始建年已经确立（公元前1600年）的基础上，依据《竹书记年》记载的夏朝纪年471年结论上溯得出的。

但这个始建年份得不到考古支持。夏朝建立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发展脉络是：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

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碳14测定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50年，加上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新砦文化的100余年，也只能上推到前1900年左右，与公元前2070年尚有不少差距，于是，不少学者把龙山文化晚段也算作是早期夏文化。

但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是新砦文化的前身，二者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从前者到后者发生了质变。所以，同样是夏后氏这个群体，却分别创造了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这显然是有违常理的。

此外，古环境科学研究发现，在公元前第Ⅲ千纪年，全球性环境转折事件节点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前2500到前2300年全球海平面创新高，第二次是前2000到前1800年气候突然干冷导致旱涝交替。第一次气候突变时间过早，并未落入夏纪年，而第二次的气候突变，显然就是让上古居民刻骨铭心的大洪水。

国内学者在对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黄河流域聚落进行考古学观察后发现，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人类聚落断崖式减少，显著特征是遗址规模缩小，人口锐减。这一发现同样印证了上古大洪水的存在。

不仅如此，文献中曾明确提到“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天文学测定，在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的确出现了一次五千年来所罕见的五星会聚天象奇观，角度最小时仅为4.351°，持续时间长达21天。

以上证据，都将夏朝的建立时间指向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也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基本吻合。

如果大禹是在公元前2100年完成了治水，那么从治水成功到夏朝建立，中间至少间隔了200年之久，无法解释考古发现的上古大洪水爆发时间为何反而晚于大禹治水时间，这跟先有洪水然后才能去治水的逻辑是矛盾的。

如果大禹是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完成了治水，则与夏朝建立时间正好衔接。但却无法解释禹为何与尧舜是同时期的人，并受舜帝禅让（山西陶寺遗址是尧都所在地，经碳14测定，其起止时间为前2300年至前2000年）。

在仍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的先夏时期，人类还不具备对抗超大规模洪灾的能力，这一点从公元前1900年黄河流域人类聚落断崖式减少即可证明。

但二里头文化却与此相反。在黄河流域聚落大幅减少之后，二里头文化却突然兴盛，在北至晋南、南至湖北、西至陕西、东至豫东的范围内，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超强辐射。

二里头文化恰好崛起于气候转入温暖期，大洪水退去，洛阳盆地变成大片无人区的时间点上。这也就意味着，在多数部落氏族创造的文明被洪灾毁灭殆尽的时候，夏人成功躲过了洪水的侵害，进入了被洪水冲刷过后含有大量腐殖质的洛阳盆地，依靠稳定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中央王朝。

所以，这才是夏朝能够得以建立的真相。

大禹究竟治过水没有？答案是治过。禹不是商族、周族的祖先，却同时被商族、周族所称颂，西周青铜器遂公盨铭文上所刻“天命禹敷土，随山睿川”与《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的记载高度相似，表明在商周时期，大禹治水已经成为天下共识。

上文已述，大禹并不具备在九州如此庞大的范围内治理洪水，其治水成功，只可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在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背景下，上古先民将治水成功的禹宗教化了，把每次洪灾退去的功劳都算在了一位英雄—禹的身上。

西周建立以后，无视了禹之后可能存在的数代继任者，而直接将禹描述为夏朝的建立者，这就造成了禹生存的现代与考古发现的夏朝建立时间，中间相差了数百年之久。

夏朝传14代17位君主，国祚却有471年，每一位君主都是“长寿”在位，显然是不合理的。原因就在于原本在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建立的夏朝，被拉长到了大禹所在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