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中，有七国主动退还了赔款，唯有一国分文不愿退，是谁？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开启了长达40年的庚子赔款历程。这笔高达4.5亿两白银的天价赔款，让已经衰弱的清王朝雪上加霜。然而，随着时局变迁，多数参与国却陆续以各种方式退还了赔款。美国将赔款用于教育，建立了清华学堂；英国支持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苏联更是一笔勾销了沙俄时期的债务。在这场赔款的退还潮中，为何唯独有一个国家始终不愿退还分毫？这个国家究竟是谁？他们为何如此执着于这笔赔款？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野心？
一、庚子赔款的由来与影响
1900年6月，北京城内局势日趋紧张。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各国公使纷纷向本国政府发出警报。17日，八国联军的先遣舰队抵达大沽口，随即发动了对大沽炮台的突袭。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应，次日，清廷正式对各国宣战。
八国联军的组成可谓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产物。英国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派出了数量可观的远征军；法国因在越南的利益而积极参与；俄国则借机扩大在东北的影响力；美国虽然军队数量不多，但也派出了精锐部队。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是煽动性地发表了＂不能留下一个中国人＂的演说。意大利、奥匈帝国虽然实力较弱，但为了分一杯羹也都派出了军队。而日本，作为远东新崛起的力量，派出了仅次于俄国的两万多军队。
战事进展迅速。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最终逃往西安。这场战争给清政府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不仅北京城遭到洗劫，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更重要的是清政府被迫在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充满了讨价还价。最初各国开出的赔款数额高达9亿两白银，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清政府当时十年的财政收入。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确定的赔款数额为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为了确保赔款能够准时支付，各国还要求以海关税收和盐税作为担保。
赔款的分配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俄国因出兵最多，分得了最大份额，占总数的28.97%。德国次之，分得23.21%。法国分得15.75%，英国分得11.25%，日本分得7.73%，美国分得7.32%，意大利分得5.91%，奥匈帝国分得0.89%。除此之外，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未参战国也以各种理由分得了一小部分赔款。
这笔巨额赔款给清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筹措赔款，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加征厘金、提高关税等措施。同时，为了支付赔款利息，还不得不向外国银行举债。这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庚子赔款成为了清末新政的重要阻碍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各国退还赔款的过程与用途
随着20世纪初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多数参与国开始以不同方式退还庚子赔款。这一进程始于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决定将剩余赔款用于中国留学生教育。此后，其他国家也陆续效仿，以各种形式归还或改变赔款用途。
美国的退款方式最为系统化。1908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签署了退还赔款的法案。这笔约合2500万美元的款项主要用于设立庚子留学基金，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11年，清华学堂在北京正式成立，这就是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身。美国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开创了新局面。
英国的退款方式则较为灵活。1922年，英国政府同意将剩余赔款用于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运作。这笔资金主要投向了三个领域：教育、铁路建设和防洪工程。其中，在教育方面，英方支持了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建设；在基础设施方面，出资修建了平绥铁路等重要交通线；在水利方面，则投入到了淮河流域的治理工程中。
法国的退款始于1922年。法国政府将赔款主要用于中法教育文化交流，设立了中法大学，并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中法学院。这些机构为培养中法双语人才、促进两国文化交互作出了重要贡献。
俄国的情况较为特殊。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其中就包括庚子赔款。1924年，中苏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取消了这笔赔款。这一决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意大利和奥地利的退款过程则相对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将剩余赔款的一部分用于中意文化交流；奥地利在战后重组时，也放弃了继续索取赔款的权利。
德国的赔款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解决。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在华的一切权益被取消，这其中也包括了庚子赔款的继续征收权。
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则显得格格不入。虽然其他国家纷纷以各种方式退还或改变赔款用途，但日本始终坚持继续收取赔款。即便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日本也只是象征性地同意将极小一部分赔款用于中日文化交流，而绝大部分赔款仍然按原计划征收。
1925年，日本政府更是借口通货膨胀，要求中国政府改用金本位计算赔款，这实际上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负担。此后，即便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期间，仍然没有放弃对这笔赔款的索取权。直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赔款问题才因战争而中断。
三、日本坚持索赔的深层原因
日本对庚子赔款的执着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其在近代以来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从1915年＂二十一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始终未改变其对华扩张的基本政策。而在庚子赔款问题上的坚持，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庚子赔款对日本而言具有重要意义。1900年前后，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急需大量资金支持。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本获得的赔款约为3475万两白银，这笔款项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因战争负债累累，更加需要这笔固定收入来支撑其军事扩张计划。
其次，从政治层面分析，日本将庚子赔款视为维持其在华影响力的重要工具。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开始加快在中国的扩张步伐。通过继续收取赔款，日本可以维持对中国的经济控制，并以此为基础扩大政治影响。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就包含了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益，这与其对庚子赔款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赔款问题与日本的军事扩张计划密切相关。日本陆军部和参谋本部长期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他们认为通过继续索取赔款可以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为日后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确保能够继续收取这部分地区的赔款。
第四，从外交战略来看，日本对赔款的态度也反映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立场。当其他国家纷纷表示退还赔款时，日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种做法既显示了日本不愿追随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其试图在东亚确立独特地位的企图。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放弃赔款的压力，日本仅作出象征性让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日本对赔款的固执态度也反映了其对华认知的根本问题。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方面学习西方，一方面又试图在亚洲建立霸权。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其既要以现代国家自居，又要维持对中国的优越感。继续收取赔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维持这种优越感的象征性手段。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中断了庚子赔款的支付，更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走向极端。而在战前的几十年间，日本对庚子赔款的态度，实际上就预示了这一悲剧性结局的到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个问题才最终画上句号。
四、赔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庚子赔款问题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的这段时期，赔款问题始终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一个关键因素。
具体来看，这一问题首先直接影响了双方的经济往来。每年按期支付的庚子赔款，给中国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仅以1920年代为例，中国每年需向日本支付的赔款就高达数百万两白银。这些资金本可用于国内建设，却不得不用来支付赔款。与此同时，日本利用这笔稳定的收入，不断扩充军备，加强在华投资。到1920年代末，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已超过10亿日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庚子赔款。
在外交层面，赔款问题多次成为中日交涉的焦点。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曾多次提出希望日本效仿其他国家退还赔款，但遭到日方拒绝。1925年，日本又借通货膨胀为由，要求改用金本位计算赔款，这一要求实际上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负担。这些交涉的失败，不仅加深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也暴露出两国关系中的根本矛盾。
在社会层面，赔款问题引发的反响更为广泛。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政府和民间都积极提供援助，但日本政府仍坚持收取赔款的态度，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不满。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的做法。学生团体也多次组织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停止索取赔款。这种民间情绪的积累，为日后的抵制日货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
在教育文化领域，赔款问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美国将赔款用于教育交流不同，日本对赔款的处理方式加深了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的隔阂。虽然日本在1922年后同意将极小一部分赔款用于文化交流，但这种象征性的让步难以改变整体局势。相比之下，美国通过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堂，为中美教育交流开创了新局面。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赔款问题更是与军事侵略直接挂钩。日本占领东北后，不仅继续索取这一地区的赔款，还利用这笔资金支持伪满洲国的建立。在东北沦陷区，日本通过控制海关税收等手段，确保赔款能够继续征收。这种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
随着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庚子赔款问题在更大的战争背景下暂时归于沉寂。然而，这一问题在战前近40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中日关系走向恶化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也体现了中日两国在近代以来关系演变的复杂性。直到战后，这个问题才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最终结束。
五、战后庚子赔款问题的最终处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持续近半世纪的庚子赔款问题终于进入最后处理阶段。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和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此后，中国政府立即着手处理各项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庚子赔款。根据1945年1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自1901年至1937年，中国向日本支付的庚子赔款累计达到2.3亿两白银。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日本在占领期间强行征收的部分。
1946年1月，中国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清理战前日本在华债权债务。这个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核算庚子赔款的具体数额。经过详细调查，委员会发现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地区仍然通过伪满洲国继续收取赔款，这部分金额约合7000万两白银。
1947年8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中国检察官特别提到了庚子赔款问题。检方指出，日本继续索取赔款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其侵略政策的一部分。这一论述得到了法庭的认可，并被写入最终判决书。
1951年9月，旧金山和平会议召开。虽然中国未能参加会议，但会议最终达成的《旧金山和约》中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这其中也包括了庚子赔款的继续征收权。这一规定为最终解决赔款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1952年4月，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其中专门提到废除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份条约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赔款问题已成为历史。
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才有机会就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全面处理。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彻底了结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历史问题。这标志着这一延续七十余年的问题终于划上了句号。
1978年，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谈判过程中，双方确认了之前关于历史问题处理的各项共识。从此，庚子赔款问题正式成为历史档案中的一个记录。
在战后处理过程中，日本政府承认了这笔赔款的不合理性。根据日本国会1965年的统计，如果将庚子赔款换算成当时的日元，其总价值已超过2000亿日元。这个数字不仅反映了赔款的实际规模，也说明了这笔赔款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
在最终的历史结算中，庚子赔款问题与其他战争赔偿要求一起，被纳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整体框架之下。中国政府基于发展未来的考虑，决定不再就这一历史问题向日本提出具体赔偿要求。这一决定体现了中国政府着眼未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