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号称“洋抖难民”（tiktok refugees）的大批外国人疯狂涌入小红书。
不仅有展示才艺的，还有大批老外和中国用户互相玩梗，恶补中文的。
无论是外国人勇闯中文互联网，还是我们踏进异国他乡，不同的文化语境对我们总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怎么才算融入不同的文化？我们融入的语境是否同想象中的一样？
在《美丽、遥远又野性》里，有四十年旅行经历的马蒂亚斯·波利蒂基从他在古巴的见闻写起，思考“何时才算真正进入一个国家”。
[德]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著朱丽英｜译未读·文艺家｜出品「一个人离开家乡是因为渴望结交陌生的人、探访不熟悉的地方。」这是我生平唯一融进一个陌生国家的机会。深度融入一个国家，是每个旅行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像当地人一样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平静而娴熟地在那里过着新的生活，把自己当作其中一员。实际上，一个人离开家乡是因为渴望结交陌生的人、探访不熟悉的地方。一旦你接受了国外的生活，就想全身心融进这个陌生的社会，很快，你就会发现那里的生活跟你家乡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同样平淡无聊，也经常遇到令人烦恼的事。到达后不久，原本对当地人的傲慢就转变成了融入他们的愿望。这正是我们想要区别于游客的地方。接受当地人的某些特点，学习他们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很有趣，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另外，了解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也是一种乐趣——无论你是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往麦片里倒入布什米尔威士忌，还是在西班牙大加纳利岛上品尝添加了甜炼乳的可塔朵咖啡，或者在丹麦品尝接骨木啤酒。在某些时候，你会放纵自己，点上一袋水烟，来一包不加香料的烟草，像当地男人那样，吸上第一口就感到兴奋。或者给自己买一包槟榔、甘草和嚼烟的混合物，就像排队站在你前边的那个男人买的那种，之后你不得不在阳台上紧紧抓着栏杆，好几个小时不停打嗝。与此同时，附近寺庙里好像总有同一首歌传来。「人们最容易首先获得社会底层的联系。」
融入一个社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不引人注目的，通常只有在你融入之后很久，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明显的标志是当我开始下意识地低头走路，因为我已经熟悉了这条路上所有的东西；当我形成了购物和乘车的习惯，例如我知道乘坐地铁时，什么时候该从最后一节车厢上车、什么时候该从第一节车厢上车；当我知道在自动扶梯上应该站在左边还是右边；或者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不假思索地去做的时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每个国家，在同一个国家，又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种姓和等级。人们最容易首先获得社会底层的联系，这是由于他们经常出现在汽车站、街头小吃摊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汇集点，这些地方也是旅行者经常光顾之地。
当然，上层社会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性格特点，如果你有机会混入这个阶层——当他们在墨西哥酒店后花园的白孔雀中间喝咖啡，或者在加勒比海圣巴特的名流海滩上沉溺于百加得的酒精之梦——那么你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最固执的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极力躲避旅行者。里斯本、哥本哈根、爱丁堡等旅行目的地，对旅行者来说似乎很近但又很远。即使我在维也纳生活了一年，有意使用各种奥地利词汇，但我在维也纳人眼里仍然是一个德国佬。某些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几乎跟在德国一样的东西，实际上很可能完全南辕北辙。任何细微差别都意味着很多不同内容，一个错误的声调就会暴露你的身份，使你手足无措像个愚蠢的德国人——这正是所有德国人在国外最原始的恐惧！这是不是融入异国文化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因呢？某些情形能够让人最为迅速地融入。比如想成为东京人，就必须了解涩谷那些俱乐部，必须戴上蓝色的隐形眼镜（以便看起来愉悦、目光有神）。男人的穿着、妆容和行为要尽可能地女性化，女人则要尽可能地男性化，用阴暗的配饰一改普遍流行的卡哇伊外观，一个流血的娃娃、一个眼罩、一件印着“死亡”字样的T恤。但是，有谁想以这种方式融入东京，融入一个与自己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世界呢？
「一个人只能进入自己所属的社会。」人的一生中总要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如果你相信女权主义者洁莎·克里斯宾的理论的话，男人和女人的方法是不同的。在她看来，从伯顿到查特文的男性旅行作家，当他们以极限方式“征服”了旅行之国，通常都会采取后殖民主义的态度，一旦进入该国，他们很快就会自视为专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像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这样的女性旅行作家，她们首先审视自己，感受自身的心理状态，观察陌生人怎么对待她们。她们寻求一种超越婚姻和父母身份的真实生活，旅行之地只是她们自我发现的催化剂。上述两种方式都是加引号的融入，是一种极其巧妙的自欺欺人。不仅如此，旅行作家（无论性别）能否被视为普通旅行者的代表，似乎也值得怀疑。有些人，如尼古拉斯·布韦尔，在国外之所以彻底崩溃，就是因为他长时间沉迷于幻想，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融入那里的社会生活。他在斯里兰卡的日子里忍受炎热酷暑，忍受当地人以及蚊虫的不断侵扰。他了解得越多，理解得就越少，最后终于匆忙逃离了这个国家。
另外一些人，如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在返回他的出生地斯里兰卡后，曾公开感叹，当地人不仅历来将游客排除在外，也将在那里世代居住的欧洲人排除在外。“在那里，巨大的社会鸿沟横亘在本土居民和欧洲侨民及英国侨民之间，他们从来不是斯里兰卡社会的一员。”翁达杰道出的个中缘由，也适用于世界各地：“要么这块土地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在此生息成长，要么我们是陌生人、入侵者。”翁达杰使用“属于”这个词，指的并不是物质的占有，而是原住民和侨民之间的典型对比，他甚至把在斯里兰卡定居的英国人称为“过客”。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能进入自己所属的社会。就在我离开古巴圣地亚哥之前，这座城市又给我上了第二堂课。好几天以来，人们都在谈论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又有一艘游轮停靠在码头。整个城市似乎都出动了，人们奔走相告，我也赶到了码头。我发现有些奇怪，那里的人我竟然都不认识，通常情况下，你总会遇到一些人。到了市中心，我跟在从游轮上下来的游客后面散步时才忽然明白：圣地亚哥周围地区的所有轻浮的人，都装扮成了圣地亚哥人，有的怀抱吉他，有的没有，他们都涌进了这座城市，装扮成快乐的乞丐、歌手、城市导游、杂耍艺人，当然还有jineteros和jineteras，他们专门盯着独身的旅行者。大街小巷到处充溢着轻快和欢乐：关塔纳梅拉！“这正是我想象中的古巴，”一位女士兴奋地说，“如此贫穷，却又如此充满生活乐趣！”另一个人说：“古巴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先生们心甘情愿地掏出美元，扔进了今天才出现在城里的很多帽子里。人们磕磕巴巴地说着什么，又跳又唱，互相开着玩笑，每个人都感到满足。当游轮在傍晚起航离开时，所有喧嚣瞬间消散，城市的街道又恢复了我熟悉、喜爱的忧郁和沉闷。我想象着游轮上的客人倚在栏杆旁，喝着“自由古巴”鸡尾酒，庆祝他们愉快的短暂登陆。他们今天虽然没有进入古巴社会，但完全自我陶醉了。我思忖，在旅途中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我真有点羡慕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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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泰若克塔图片｜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