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在物理学的很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粒子物理与场论研究领域，杨振宁更是元老级的人物。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是粒子物理学（旧称高能物理）领域重大的基础性发现，这一发现使得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更是重构了现代物理学和几何学。

诺贝尔奖颁奖100多年来，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领域的获奖数量最多。尤其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粒子物理学可谓是最容易出诺奖级成果的领域。大型加速器是研究粒子物理的利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没有财力和能力建造这种大型科研设备，只好加入了杜布纳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而苏联方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再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1965年退出了联合研究所。

退出后，中国方面很快就计划每年投资1800万元建造一台32亿电子伏特的质子同步加速器，以满足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并进一步规划在70年代建造300亿电子伏特以上的巨型加速器，大体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在今天看来，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要在加速器上赶超世界水平还是蛮有魄力的。

1971年杨振宁访华，这是海外杰出华人科学家第一次访华。杨振宁此次访华主要是探亲访友、参观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次访问让杨振宁对中国的科研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1972年6月16日，杨振宁再次访华，这次访华以学术活动居多。其中6月27日至7月5日在北京的学术活动被详细记录在《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学术活动记录》内部刊印资料中，整整记录了10本。从记录中可以看到，在北京的那几天中，杨振宁做了10场演讲及座谈，演讲及座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高能物理的。

那时中国方面很想听听杨振宁对中国建造加速器的看法。当时座谈时在座的很多人赞成中国建大的加速器，这是杨振宁没有预料到的。尽管如此，杨振宁还是泼了一桶冷水：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并给出了数方面的理由与在座的中国科学家激烈交锋。从记录中可以看出，杨振宁的反对态度之坚决以及争辩之激烈都超过了近几年来他对中国建造超大型对撞机时的争论。这也让杨振宁收到了不少差评，季承在他著的《李政道传》中写道“李政道主张建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

从杨振宁给的反对理由中可以看到，杨振宁在当时就对高能物理的前景比较悲观。何祚庥提问建造更高能量的加速器有什么意义时，杨振宁明确回答：“加速器能量高是否有更好的结果，我的看法比较悲观，可能没什么新结果。”因为在他看来，高能物理的发展前景并不在于加速器能量的增加，而是在于物理观念上能否有突破。

对于美国的高能物理为什么能够取得丰富的成果，杨振宁认为一是经费充足，二是人才众多。并拿美国和苏联的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对比，美国和苏联都不差钱，但是美国人才多，苏联人才少，苏联方面的实验做得差，效率低。而中国，不论是经费还是人才都不能满足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要求。对于高能物理人才的培养，杨振宁认为中国要吸取美国的教训。美国在十多年里培养了很多尖端人才，可他们的知识面很窄，只能在很窄的范围内工作。中国在当时培养加速器方面的人才是不合适的。而且建造一个几十亿电子伏的加速器，这样的工作人家已经做过了。日本在建一百亿电子伏的加速器，而建造加速器是需要时间的，当加速器建好后美国类似的加速器都要关闭了。

在交锋中杨振宁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急于求成，杨振宁反问：“如果没有一亿美元的加速器对中国有什么坏处？如果有一亿美元为什么不拿来造计算机、发展生物、化学？”对杨振宁的这一反问，在座的中国科学家无言以对保持了沉默。杨振宁还给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最根本和最迫切的就是大量培养人才。

也许是因为当时非科学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1972年9月周恩来做出了批示，发展高能物理及建造高能加速器“这事不能再延迟了”。可具体不知什么原因，直到1984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才开工建设，并且规模只是之前设想的三分之一。不知这是考虑了杨振宁的意见还是向现实妥协了。

从1972年的杨振宁激辩至今已将近50年。站在今天回望历史，当时加速器该不该建的回答应该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