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诞生了很多承载着这些文化的文物，随着这些年的考古挖掘，这些文物再次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我国将其中很多个都列为了珍贵文物，禁止出国展览，其中有十大文物，堪称镇国级重宝，清明上河图在其中都只能倒数，第一名下落至今还是个谜。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是唐代的文物，1970年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它的发现，为我国唐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这只银壶带有明显的游牧风格，仿照的游牧民族的水囊形状，展现了唐朝彪悍的民风，也表示出了唐朝民族大融合的特点。

壶上栩栩如生的骏马，也突出了唐代骑马文化的流行，甚至可以印证现代体育运动“盛装马步”的由来，如此精美的银壶，作为孤品也成为了我国禁止出国展览的重宝。

清明上河图出自宋朝，生动详细的描绘出了当时都城汴梁的盛况，其细节丰富，篇幅很大， 被誉为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画中充分的展现出了北宋的经济发达，京城汴梁只之中，到处都是小贩商铺，印证了史作上的记载，描绘出了真实的北宋民间景象，是唯一一幅记录详细社会状态的画作。

这一发现，为宋代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的印证，丰富了我国的巨幅画作库，是我国第二批禁止出境的文化瑰宝。

“大禹治水”大玉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宫廷玉器，使用新疆和田的大青玉雕刻而成，整件文物重达五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也是我国当之无愧的重宝。

该文物是当时两淮盐政献给乾隆帝的，也只有富裕的两淮地区盐政官员们，才有如此多的财富，耗时6年，来打造这样一个巨大的玉雕，印证了当年两淮地区富裕的盛况。

这个玉雕深的乾隆帝的喜爱，在它的正面是大禹治水的雕刻，在它的背面，则是乾隆帝所作的《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

曾侯乙编钟出自战国时期的曾国，当时曾国国君为了更好的欣赏音乐，请了很多能人巧匠打造了这个重4吨多，大小共计65件的大型乐器。

1978年，考古人员在湖北随县有了重大的发现，一套青铜钟型文物被发掘了出来，经过运输，它被运到湖北省博物馆中进行保存。

后经专家研究，这套编钟可能会反映我国最早的音乐组成。

在这之后，经历了几十年，全套的编钟才组装完毕，它的出现，打破了我国音律是从希腊传来的说法，证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的由来，为我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说起马踏飞燕，大家都不陌生，咱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就是来源于它，为什么都成为国家旅游标志了，还只能排在第六呢？其实是有其他原因的。

马踏飞燕也叫铜奔马，是出自东汉时期的一件青铜器，是甘肃威武在挖掘防空洞时，无意挖掘出来的，随后和它同时被挖出来的文物，一起收录进甘肃博物馆保存。

后来郭沫若先生发现了它不同凡响，于是马踏飞燕又被直接调往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保管，在专家学者的研究后，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不仅尼克松在访华的时候前来欣赏，英国女王也在中英交流期间，前往了大英博物馆欣赏它，足以见得马踏飞燕的艺术价值和国际地位。

马踏飞燕还成为了我国国宝之一，被当做了国家旅游的标志，吸引了很多国外友人前来观赏。

提起越王勾践剑，就不得不让人想起它的主人越王勾践，在咱们课本上，就有卧薪尝胆的文章，讲述的就是越王复仇吴王的故事，因此越王勾践剑的知晓度就更高了。

越王勾践剑使用青铜打造，长55.7厘米，重875克，整把剑低调奢华，带着浓浓的春秋战国风格，是青铜器珍品中的珍品。

它和前面的曾侯乙编钟一样，也是从湖北省发掘的，不过不是在随县，而是荆州市，这

把剑已经问世，其身上的文字就吸引了大量学者专家的关注。

除了剑上的铭文，剑本身出土时依旧锋利，没有任何生锈的痕迹，这也代表了当时铸造水平的巅峰，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这把剑给我国古文化研究带来了支持，剑上耳的文字更是推动了考古文字翻译的进步，其在香港、台湾等地的展出，也宣传了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

秦陵的发掘让很多青铜人物和车马重见天日，这些曾经陪伴始皇帝东征西战的精锐，以文物的样子，重现在华夏儿女面前，其中最为名贵的，便是这铜车马。

铜车马在刚被发现的时候，并不像其他铜人一样是完整的，而是碎成了几千片，当时的考古人员也不确定有没有缺失，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重组。

在八年的修复中，铜车马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原先的样貌，以1/2比例制作的铜车马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大家眼前。

铜车马分为两个，考古人员为其排成“一号车”和“二号车”，两个铜车马在马的部分上几乎相同，但是车就大不一样了。

一号车是高车，车上高杠铜伞，车下坐着一个人俑，身边携带的有兵器，所以它的原型应该是兵车，二号车是古代安车，车内有前后两处空间供主人乘坐。

这两架铜车马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最大的青铜车马，填补了我国古代青铜车马文物的空白，对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这样的重宝，我国当然不会缺少对它的保护，在2002年，青铜车马被列为了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

司母戊鼎也可以叫做商后母戊鼎，是商后期所打造的大鼎，它的出土经历非常的坎坷，曾差点被侵略者掳走，流向海外。

司母戊鼎出土的时间是1939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出土地河南已经被日本侵略者掌控，对于侵略者来说，这么大的青铜鼎，绝对要抢走运回日本。

于是当时挖出大鼎的村民们，又将它埋了回去，知道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被再次挖了出来交给南京保存。

解放战争时，差点被带往台湾，后来经过多方的努力，才得以保留在了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将它运往了北京，保存在国家博物馆中。

直到这时，这件重832.84千克的国宝，才算安全了下来，关于它身上铭文的研究也随后展开。

司母戊鼎因为其过于重要，被国家列为了一级文物，进入了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防止这件国宝丢失。

在它展览出来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都来参观过 ，并且给予和很高的评价。

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宁乡，是最大的商代出土青铜器，后经历了战火破碎，重组后，再次焕发出古文物的光彩。

和司母戊鼎一样，四羊方尊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发现，当时把它挖掘出来的姜家兄弟并没有重视它，将它以四百大洋的价格卖给了贩子。

后来四羊方尊被从贩子手里没收，层层上交，到了湖南主席张治中手里，这件文物就这样一直保存在他的办公室，直到战火波及到长沙。

在撤退中，运输四羊方尊的车队遭到日军的轰炸，这件宝物被炸成了20多块，被收在一个木箱里放在了仓库的角落。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国家追寻这件宝物，最后才将它从湖南带回北京，大量的考古人员，在文化部的组织下开始了修复工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将其修复。

从它修复完毕后，引起了各方关注，曾多次出国展览，还被当做教材编进了课本之中，让学生更好的认识我国的文化瑰宝。

在后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国家将其列为了我国十大国宝之一，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

说起这件宝物，恐怕是国人心中分量最重的那个，相传传国玉玺是由和氏璧打造，流传了几千年，见证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是无上皇权的象征。

这件传国玉玺相传是起于始皇帝，玉玺之上是五条金龙，下面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象征着皇权天授。

这个玉玺传到汉代，在王莽篡权时被损坏了一角，后用黄金修补，落在了刘秀手中，在东汉末年，传国玉玺又落到了曹魏这里。

后面的王朝更替，玉玺不断地流传下去，直到后唐再次失踪，宋代靖康之耻，玉玺随着徽钦二帝被带走，从此销声匿迹。

在后面明清时期，虽然都花费了很多的代价寻找真正的玉玺，但是都不为所得，真正的玉玺并没有被带回朝廷。

直到民国时期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传国玉玺就彻底成为了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